“视域”，“先见”的不断扩展，新视域的不断产生，恰恰是实现中国哲学新的理解和诠释的基本条件。 

　　最近20多年来，从单一的唯物、唯心和反传统等范式中摆脱出来的中国哲学，呈现出了理解和解释范式的多样化，观察的视点和视域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例子之一是有关“儒教”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把儒教、儒学与宗教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是非常有趣的。梁漱溟、熊十力基于他们对宗教的范式和视域，都把儒教和儒家与哲学联系起来而使之与宗教划界。同样，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的宗教观，对他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当他们将中国哲学整体上看成是对宇宙和人生“理性”追求的一种体系时，他们也都把中国哲学与宗教严格划清界限，或是对中国哲学的佛教化持否定态度（胡适），或是把它看成是中国哲学的非主流思想加以忽略（冯友兰和张岱年）。在此，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和价值观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都相信哲学高于与科学对立的宗教，把儒学、儒家与宗教区分开恰恰是为了提升和维护儒家思想的特点和价值。但是，现在当大家重新认识了宗教及其意义的时候，逻辑就被颠倒了过来。把儒教、儒家与宗教联系起来，或者通过宗教的视角来观察儒教、儒家，却又成为提高儒家地位和重建儒家价值的一种方式。又如，在“诠释学”的视域之下，“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视点近几年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再如，随着生态主义的兴起，人们也开始从生态观和生态伦理的视域去挖掘中国哲学中的生态意识。其他诸如从民主、自由、人权、人文精神、终极关怀、超越（“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经济伦理、管理以及从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视域和范式观察中国哲学的视点，都在扩展着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解释方式。但老实说，在这些范式和视域的运用中，还缺乏深度和广度的视点，还没有产生出具有普遍影响力和震撼性的原创性叙事。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从反传统的中国哲学叙事转向肯定传统的叙事之后，对中国传统哲学也生产了新的隔膜和疏离。一个典型表现是，在为中国传统哲学正名、检讨反传统倾向的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又陷入到了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之中。“中国传统哲学”就在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的过程中产生了单调化和贫乏化。如果我们“单向度”地把中国传统哲学视为可恶或者完美，我们都会失去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和转化能力，中国传统哲学对我们也就丧失掉了复杂的内涵。如把“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中国哲学观念公式化和口号化。当我们把这些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式和信念的时候，我们高度简单化的不仅是这些符号，而且也是中国哲学本身。当中国哲学被空洞的“和谐”、“天人合一”笼罩的时候，中国哲学不是由此而变得充实和丰富，而是显得苍白和贫乏。这种花架子式的摆设和廉价的推销，反而加重了中国哲学的意义危机。我们当然不是反对这些范式和符号，而只是想强调，当我们把这些符号作为中国哲学重要范式和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进行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建构，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具有立体感的信念。我们现在常常强调“问题意识”，但真正的问题意识，就是要能够提出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问题”，并深入地解决问题。

　　　四、整体与部分的良性诠释循环 

　　用双向的诠释循环来思考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把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与部分理解统一起来。如果把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么构成它的时代、人物、概念、理论、学说等等就是它的各个部分。我们当然不是从统计学的意义上完全量化地来看待整体意义与部分意义的对称性，但整体的意义必须“充分地”建立在对部分意义进行综合的基础上；而部分的意义也要从整体的意义上获得理解。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程度不同的分裂。如我们自以为是的整体意义，实际上是非常“空洞的”整体意义；我们言说的部分意义，又是在“孤零零的部分”中得到的，我们总是就事论事，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遗忘整体的世界。我们越来越精细化，但我们却越来越不知道一个整体性的中国哲学，或者只是知道一个空洞的中国哲学。借用韦伯所说的“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我们现在的中国哲学失去了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灵性。我们要在中国哲学研究中获得“突破”，我们必须发现中国哲学的伟大灵魂和灵性。虽然我们可以从许多具体的方面批评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但他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中都建立起了整体性的叙事。他们能够这样做，一是他们在“方法论”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并拥有一套“系统的方法”；二是他们本身就有一套一以贯之的理论和信念，这就是他们整体上诠释中国哲学的“一贯之道”。现在，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我们取得了许多积累并越过了他们，但是在对中国哲学的“整体理解”上，比起他们来我们实际上显得无力甚至是无能。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现代学术的一个结果。现代学术的高度分工和高度细化，形成了“专家型”的学者，别说是“通才”，就是成为一个大学者都异常困难。“专家型”学者的最大特点，是在某一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使知识获得积累。但他的优点同时也是他的缺点，这就是他在整体上越来越失去判断力了。他对一些树木比较熟悉，但却不知道一片森林的完整形象了。中国哲学的整体意义危机，当然不是仅指我们只思考非常有限的局部问题而遗忘了其整体意义和形象，而且也指我们又常常轻率地谈论中国哲学的整体意义，其结果就是到处充斥着大而无当的空洞之物。从世界汉学的视野看，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以精细著称，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以范式的新颖性和视野的开阔见长。相比之下，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从某种意义可以说兼有二者之长，但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微观研究不十分细，宏观的思考又过于疏阔。借用朱子与陆象山互相批评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语，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我们不能把“先立乎其大”的“尊德性”与“格物致知”的“道问学”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如果仍以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来比喻，一方面我们必须深入其中，仔细观察作为部分的树木的特点，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出乎局部树木之外，屹立整个树林之上，俯视整个森林。我们首先需要进行大量的细致化的研究，建立“微观性”的“原创性叙事”。这方面的工作越细越好，越深入越具体越好。但在许多个案和微观问题上，我们还在用旧印象来判断那些东西，而这些判断确实存在着问题。顺便举几例，在老子的政治思想上、在荀子哲学与法家的关系上、在法家哲学的理解上，我们常常仍用旧的意识和印象去判断，而没有真正进入到他们的哲学意境中。再如，一般把严复看成是中国近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先驱，但却忽视了严复思想世界的另一面，即他还肯定一个超验的世界，肯定宗教的意义，甚至反对否认鬼神存在的独断论。这说明在中国哲学的个案和部分研究中，我们必须充分深化和细化，以建立起可靠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来建立“宏大”的中国哲学“原创性叙事”。如果谁最后能够站在至高点上，俯察一切，洞察真理，发现伟大的信念，那么建立中国哲学的宏大叙事，并非可望不可及。 

　　　　五、三个向度：“描述”、“说明”和“信念关怀” 

　　中国哲学是广义的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研究中国历史的动机和目的也可以说就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动机和目的。如果相信我们的先哲想的与做的一样有趣，那么我们就要设法了解我们先哲想什么和如何想，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描述工作。中国先哲所想所思主要保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