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和他们的著作中，要了解他们的思想，首先当然是要阅读他们的著作和以往的文献，并从语言文字层面入手进入到概念和义理层面，一步步弄清先哲所说所论的意义。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中国哲学概念有许多是单音节词，哲学家对它们的使用往往又不做具体的界定，不仅同一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含义是不相同的，有时就是在同一哲学家那里含义也不是单一的。像道、德、性、命、天、气等这些概念，理解起来就非常困难。对于不注重体系的中国哲学来说，要在其往往是注疏性的言说中把握住哲学家的义理及其结构也相当困难。中国哲学的“描述”工作实际上是一种展示，目的是把我们先哲所具有的“怎样的”思想及其来龙去脉、结构、中心和影响充分地揭示出来，但这都要建立在对中国哲学文本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必须依据中国哲学的可靠文献，并虚心地跟随着我们先哲的想法走，避免不以文献为基础的先入为主和主观想像。但“描述”决不等于“复述”，更不等于“复制”，而是对中国哲学文本消化和理解之后的一种阐发和重构。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仍然很不够。一些解释或者是似是而非，或者是模棱两可，一旦深究起来，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因此，对中国哲学各种问题的充分、深入和有效的描述，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与“描述”具有相对关系的另一项工作是“说明”。这里所说的“说明”，是指寻找影响、促成中国哲学出现和造就了它的那种东西。如果说“描述”是尽量如实地展现中国哲学从部分到整体是“什么样”的，那么，“说明”则是寻找中国哲学从部分到整体为什么是这样的缘故。照劳丹(Larry Laudan)的看法，西方思想史研究一直偏于“注释”（用我们的术语，就是偏于“描述”）而忽视“说明”。这种情形在我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可能更为突出，大量的“一般性”描述著作不断出现，而说明工作却非常不够。如我们都肯定先秦子学在中国哲学中是最具原创性的，但为什么在先秦会有各家各学同时兴起，为什么此时会造就出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实际上我们一直缺乏系统的说明。 

　　把哲学思想的出现与促成它出现的关系概括为“结果”与“原因”，容易陷入机械的因果决定论之中。在中国哲学的形成和变迁中，当然投有或很难找到类似于自然现象的严格因果关系。我们也不求在这种意义上去对中国哲学进行各种“说明”。自从知识社会学产生之后，通过哲学史自身内部的逻辑说明思想的形成和通过哲学史的外部社会环境说明思想形成，构成了哲学史说明的两种主要方式。与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社会史化”倾向相联，国内强调中国哲学思想与社会关联的意识也在增长。中国哲学的内部说明，是从某一哲学思想在时空上的纵向、横向关系，来寻找影响哲学思想产生的条件和因素。中国哲学中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会有某种逐步趋向“合理性”的线索，但像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理念”那样的逻辑展开过程，恐怕是不存在的。某一哲学思想的形成完全可以是“纵横关系”中某种思想偶然刺激的结果，而且比较起来也不一定更进步、更合理。过去我们喜欢用“螺旋式”上升观念来说明中国哲学的演变方向，但实际上中国哲学中并没有合乎这种逻辑的发展和进步关系。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中国哲学确实在发生着变化和推移，然而如果用不断“递进”的逻辑来概括肯定是行不通的。 

　　中国哲学的外部说明，是寻找影响或决定思想形成的社会环境和背景。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知识和思想是由社会决定的，因此要说明一种思想，就要寻找决定它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状况。如曼海姆认为，社会的进程影响思想的进程，社会进程在本质上渗透到了观察问题的视角。我们当然不接受思想和观念纯粹由社会或其他任何东西决定的“决定论”观念，因为思想世界的形成和演进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必须从多种关系中去理解，“决定论”单挑一种因素去解释思想的出现是简单和粗暴的。社会条件作为促使思想发生的一个外部条件，它或者确实是诱发了某种思想的出现，或者只是作为一种因素参与到了某种思想产生的过程中。对于与社会和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国哲学来说，我们更需要把它放在整个中国文明和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去理解。中国哲学的社会说明对研究者所要求的历史知识显然很高，这就要求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不能限于哲学史文本的范围，还要进入到社会史的领域中。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社会史之间展开一种艰苦的结合，是改善中国哲学研究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除了以上的向度外，我们还想提出一个“信念关怀”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一般所说的历史和思想的“评价”范围要小，它不包括我们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是非、对错的评判和审定（注：有人可能完全拒绝这样做，“他用一种开明的历史远见静观历史上的思想著作，由于尊敬别人而克制自己，不去责怪哲学界杰出之士对于‘后起之秀’的才智茫然无知。”（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页）但这种无法完全免去的工作如何有效地进行，比我们曾经想像和曾经做的要困难得多。我们经历过用我们自豪和自负的才智赏罚古代哲学家的时代。这不是孤立的例子，据说：“在一段时期，在德国有一种风气，从‘当前的成就’出发，嘲弄、侮辱、鄙视希腊和德国的伟大人物；对这种幼稚的骄矜，我们无论怎样反对都不会过分。这主要是一种无知的骄傲，此种无知丝毫没有觉察到：它最后只靠咒骂和鄙视人的思想过活，但幸亏这种胡作非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29页）），它所指的是中国的哲学信念与我们的时代之间存在着的关联。这种关联当然不是让中国先哲简单地向我们宣布什么或要求什么，而是我们通过对中国先哲信念的重温而获得启示和感召。在价值和信念上，我们的先哲具有优先的发明权和行动机会。在人类坚韧不拔地追求完善和完美的历程中，几大文明圈的伟大价值和信念始终都在引导和点燃着我们的心灵。在作为中国文明中心的中国哲学的精神旅行中，我们不仅要得到中国哲学的知识和解释，我们也要从中获得对我们的时代具有启示性的意义、价值和信念。如果中国哲学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引导了我们的人生，那也许正契合中国先哲建立意义和信念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