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没有什么比原初的感觉更棘手,更不稳定的了。它不但没有达到通向可靠的确定性的道路,反而不断遮蔽自我——真理,使自我论区别日渐消失,陷入它特定存在的不断遗忘的运动中。在一个客观世界划一的空间和时间中,我将自己表现为他者中的一个,社会躯体中的一分子,大全中的一小块,众多身体中的一个身体,存在者中的一个存在者。但是,自我区别是确立别的此在的前提这一点没有变。为了融入社会中,或者消失在客观性中,我必须已经开辟了一个视域,它们能作为与我有别的东西向我显示。我必须从我的区分感觉出发,给我世界的意义和他者的他性。在此意义上,说“一切都是我的现象”、“我同一自我的规定性”没错。问题是要更准确地分析现象不同的构造模式,指出老的自我的存在意义是如何,即通过“在我之中”我的感觉的何种变化出现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思考经验中给予的自我事实的多样性,和试图描述他共在的结构。
自我区分已经隐含了一种与和我有别的东西的关系,它以“没有一个非我的自我是不可想象的”(胡塞尔语)为前提,或者以海德格尔说的“此在本质上和本身就是共在(Mitsein)”为前提。然而,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既然以自我为中心,就不可能再揭示自我在其原始的敞开中是如何消失为存在和他者,客观化或实体化自身,从而摆脱先验假象。相反,作为单一者和有区别者的自我是形而上学的假象,它表明自我论区别的瓦解。通过非法越出它的我性,形而上学的假象将自我的单一性上升到超验的普遍性,上升到类主体的抽象。事实上,近代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无法保证自我的单一性,因为自我的单一性是与时间密不可分的;可是,在将时间引入自我问题等于消除自我的情况下,形而上学宁可让它变为一种超验的东西,无论它是叫纯我,绝对精神,类存在,无产阶级,还是超人。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尽管所有这些假象毁掉了单一的自我,但它却给了它们它的身体和生命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