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实际状态，作为在最外在的意愿指向的筹划，产生于步入死亡的先行（它是“最本己的、独立的且不可超越的可能性”），就是那种表达的明确性和表现状态，由此在这一时代中的人类缘在的深度和价值得以确定。决断造就了“真正性”（Echtheit），这也是青年运动的基本语词。青年运动和表现主义同属于一个时代，这一时代在这种统一性中还没有得到一个名称。《存在与时间》和那个时代之间的契合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海德格尔的思想。海德格尔的第一批追随者主要产生于青年运动的参与者。 

但是还有完全不同的人的存在的状态，比如说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或西方的神秘主义中发展出来的状态。同样地还有，比如有神性的人，文艺复兴的人，巴洛克的人，市民化的人。所有这些缘在结构各自不同地被记录并要求一个各自不同的关于它们基本结构的缘在分析。《存在与时间》还没有写到巴洛克的人，同样也没有涉及当代人或那些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开始形成的人类缘在分析。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已经经历过如下的体验，比如有法西斯主义的人，他不仅在头脑中有固定的意识形态，在他的感觉中也以某种固定的方式被烙上印记，根本上存在于他的意愿中，在他的良知中，在他与他人的交互主体性中，在他的世界观中。战后并不只是要消除这种固定的“意识形态”，而是必须要克服这种固定的人的存在，这种人的存在曾在那里形成并且在最难以置信的行为和行为准备中显示出来。这就关系到造就一个“新的人”。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不是通过“改造”，而是通过彻底粉碎旧世界的机遇和那些由此而被给予的必然性，从瓦砾和灰烬中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在一个世界的新建过程中，对于人，会有一个新的自我似乎是未被察觉地出现，这是一个关乎人自身的新的缘在状况。 

我在这里说的基本经验，是关于“人的本质转变”的基本经验。本质转变表明，不存在超越时代的持久的人的基本结构，而是基本结构在时代的变革中各自以新的方式产生。在这里一切都被引入一个总的转变并且由此得到一个新的含义。单一时刻的变化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结构的总的内容会变成根本本质上的另一个。因此举例来说，近代的信仰衰落并不只是那些涉及宗教教义学和布道的内容，而是，这种衰落是一个基本的结构转变的标志，在这种转变中人的本质完全崭新地被构造。因此这些变化不能单一地被掌握。如果一个回答应该有所收获，那它必须涉及作为整体的结构。但是什么是作为整体的结构？要指明这一点，乃是一个新的缘在分析的工作，这种缘在分析在这里被冠以“结构现象学”（Strukturphänomenologie）之名。[3] 

在这里并不只是关涉于人的自身构造，而是同时还关涉于他的世界构造，甚至自然历史本身的过程。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这里我想很简短和粗略地举一个富有代表性的结构生成（Strukturgenese）的例子。 

我指的是所谓的“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即从狩猎者和采摘者的层次向耕种者和家畜饲养者的层次的转变。这个转变并非如此发生：某一天，人开始播种谷物和收割，并且因此定居下来，而是他必须先从杂草中培育可以被收割的谷物。然而在这个时代人甚至还不知道，人们能从杂草中培育出谷物，就如他也不知道能从野生动物中培养出家畜一样。而这些过程也不是通过偶然事件就能实现的，因为譬如对于谷物，并不只是去获得一个更重和更肥大的果实，而是还要获得那些特性，果实长在矮小的茎杆上，有一种完全非自然的持久性。而在自然形式中，茎杆是这样被构造的：它们在果实成熟的一刻折断，因而使植物种子向各个方向的传播成为可能。一种以自然的方式，就是说通过自身播种传播的杂草在这方面对收割者而言，决不会是适宜的；在手或镰刀的最轻微的接触下，它的果实就会掉落，因此收割根本无法进行。尽管如此谷物的培植还是得以实现，这些谷物以完全非自然的方式固定自身。 

植物自身的固定行为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人的行为的重复，人正好也在自身之中发展出一种本质的固定之力，即今天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和其自身作为文化根本上能够发展的条件。人的前形式乃是奠基于极度的适应能力和可改变性之上的。某种自然构成和某种人的构成在同一的过程中并作为同一的出现产生发展。这二者与早先的有效事件完全相反，它们不是由其自身，或通过偶然事件，或由自然中产生。 

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也不能由“文化”，也就是说凭借目的和计划产生，因为此前关于这些事物的知识没有以任何方式被给予。因此只能这样理解这一事件——并且这正好是“结构现象学”的基本体验——即，一种同时关于自然和人的新的共同结构已经发展起来，某一自然形式和某一缘在形式首先是从这种结构中产生。既不是人从自然中发展出来，也不是自然从人中发展出来，而是这两者来自于同一个基本过程，对此我们没有合适的名称，我简单地从形式上称之为“结构”。随之就开启了这样一个可能：去存在者地或存在论地说明这一交叠着的生活结构。 

这就为以下事实，即在这个层面上不能再谈论“存在论”，也不能再谈论“存在论的差异”，提供了一个理由。不只是这一个或那一个存在者产生发展，而是存在也同时发展，这就是关于这一个或那一个存在者的存在状况。而其产生发展也并非先是存在状况，然后是存在者，而是二者作为同一者合而为一。“结构”不是存在者的也不是存在论的，它超越了这一差别。它的来源我们称之为“结构生成”。这是新的层次上的现象学的话题。 

为了完整起见，我们还要关注在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中“家畜饲养”的产生发展。这关涉到动物的饲养，这些动物在起源处丝毫没有与人共同生存的倾向。因此禽类极为矫健，野猪富有攻击性并且决不会让自己在安逸中变得肥胖并被宰杀。马也是如此，原始状态的马体积很小并且只是作为野生动物被捕猎。当发展到以下程度，马变成一种被骑驭的动物，人变成了骑驭者，就产生了一种骑驭文化，这种文化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感觉、思想、体验、筹划以及认知和信仰内容。在这里某种动物的自然构成和某种人类缘在构成相互之间在统一性中生发，这个神话一直存在于半人马星座的形象里，这个形象更为清晰地指明了，在这里不是两种生存本质碰到一起，而是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在统一性中产生。半人马星座就是关于那样一种结构的形象，我们必须将这个结构置于同时超越人并超越自然的位置，因此我也可以称之为“大结构”（Megastruktur）。 

通过由野猪到家猪的驯化，总的变化也能得以说明。在变成家猪的过程中这种动物丧失了它的固有特性，它的皮肤变得苍白，它的身体组织变胖并且它自身变得平和而适于打交道。在相同的过程中人也丧失了他的固有特性，他的皮肤变得苍白，他的身体组织变胖并且他的性格变得平和而易于交往。如此发生的，就是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4]曾称之为人的“家猪化”（Verhausschweinung）的现象。这种家猪化过程今天仍在发生。 

在这里人们还看到，一个大结构的发生，在其中总是有一种缘在结构和一种自然形式同时产生。这个大结构是本己的活动，本己的发生过程，本己的真实性，真正的存在者。同时它总是成为被遗忘者。它总是成为被遗忘者，其原因在于，人在其生活世界自我转变的范围之内转变了自身。通过这一点，他没有将变化作为变化来体验。不存在某种不变的东西，他能将变化与之联系；变化本身就是现象。不存在某种视野，对发生过程的解释学在这种视野中得以可能。 

只有在古代，在那时关于转瞬即逝的起源的体验是鲜活的，人对大结构有充分的关注并且他们体验到它并使之人格化。他称之为“众神”并由此领会，每一种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