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就是地狱。 
   —— 让．保罗．萨特 
  
                           一 
  
1934年，萨特写出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论自我的超越性》，这是他研究胡塞尔现象学的心得。萨特沉醉于现象学的思路，这可以追溯到他的巴黎高师同学阿兰．德龙在咖啡馆里对萨特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是现象学家，你就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而且这就是哲学”。据萨特的终生情侣波伏娃回忆，听到这话，萨特激动得脸色都发白了（列维，第184页）。从此，在现象学的道路上，萨特一发而不可收，1935年，写《论想象》，1937年，《论心理》，1939年，《情感现象学理论纲要》，1943年，《存在与虚无》。所有这些现象学性质的著作，在思路上是一脉相传的，都可以追溯到《论自我的超越性》。 
  
对传统哲学家而言，意识“居住”在自我里，而萨特所谓“自我的超越性”，恰恰是说，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意识都不在自我里。换句话说，意识在自我之外。所谓自我，是别人的自我、他我、他者。他者不在意识里，或者不在我的意识里。针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立场：我思应该有能力伴随我的所有表现，萨特问道，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得出结论说，事实上在“我”中住着“我们的”所有意识状态，并且真实地操作着我们的经验呢？“我思”不是作为康德的“我思”，而是没有“我”的思，这正是萨特以及在他之后的法国哲学的一个危险趋势，它把康德作为一切经验条件的先验意识变化为超验或超越的意识，而超越的意识或自我的超越性，恰恰在于“无我”的意识，越界的意识，或者干脆说，“无意识”。 
  
用“无意识”与康德的“先验意识”互换，是否可以说，无意识是无我的意识，同时又是任何一个我的意识呢？但是，这种变化将最终把康德哲学置于危亡的境地，是对“批判哲学”的批判”。危险是由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路引起的。现象学如何处理意识中的“我”呢？康德的先验意识，被胡塞尔还原为在直觉经验中被描述的“事实”。“事实”与事实的区别，在于被加上了现象学的括号。在胡塞尔看来，“事实”的科学就是“本质”的科学，因为在现象之后再无本质。正是在这种无前提的现象学里，被还原了的鸡尾酒里冒出了哲学，在“世界之中”的纯粹经验。在被还原之前的鸡尾酒或我的生理-心理状态，应该被弃之不顾，否则，就谈不上“经验”的纯粹性。现象学放弃任何假说或理论前提，这是与康德哲学的根本差别。于是，现象学中的“我”是非人的，非个人的，“我”有一张非人的面孔。在现象学视角中，就好像是以第三人称而不是第一人称观察“我”。 
  
胡塞尔对“超越”（transcendant）与“先验”（transcendantal）的用法与康德不同。萨特采取了胡塞尔的用法：即并不事先假定存在一个作为一切经验先决条件的先验领域，而只有“自然的态度”与“现象学的态度”之间的区别，萨特则称之为“非反思”（irreflechie）与“反思”（reflexive）之间的区别（在不同场合，萨特也称“非反思”的态度为“前反思”）。而萨特所谓“自我的超越性”之“超越性”（transcendance），则相当于一个现象学目光之回撤（或者“逃避”）的方向性。在这个意义上，又相当于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因为意向性的要害，就是现象学还原的目光的方向性，总之，这里的所有现象学概念，都是相互适应的。 
  
“自我的超越性”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含义，在于萨特创造性地理解了胡塞尔关于现象学意识的一句简明公式，这就是“一切意识都是对某件事物（也有人翻译为“某个对象”）的意识”。简单说，在萨特看来，这里的“意识”与“某件事物”不是一个东西，他们之间是“超越”的关系。换句话说，意识总是超越自己（“自我”）的界限去指向别的东西。至于这别的东西是什么，则五花八门，但总归是“他者”，正是与他者的关系组成了现象学的意识结构。现象学意识是对传统意识的超越，是意识之外的意识。这又是不可能的意识，因为那“某件东西”对意识是不透明的。意识面对的，是超越而又无法通达的东西，再不能在笛卡尔的“我思”之清楚明白的意义上说“我思，故我在”，这也等于宣告了传统意识的死亡。现象学的纯粹意识在萨特这里变成了“纯粹存在”：“因为它涉及存在的绝对性而不是意识的绝对性．．．．．．事实上，在这里‘绝对’不是基于意识领域的逻辑构造，而是最具体的经验问题，它不是相对于这种经验，因为它就是这种经验，它也是一种非实体的绝对。”（萨特，1943，第23页）萨特的根据，就在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吸收了布伦坦诺的立场：“一切意识都是对某件事物的意识”（萨特，1943，第28-29页）。于是，意识变形为某件事物，而某件事物变形为萨特意义上的存在或绝对。萨特又采用卢梭和黑格尔的概念，把这种情形说成意识的异化。异化也可以说明从“反思前的我思”到反思，这也是意向方向的变化。 
  
现象学的“我”与意识所针对的事件一样，也是不透明的，因为“我”不再是生理-心理的我。我是空的或占据着一个空位，像无意识。又是与笛卡尔的判断相反，“我”为意识引进了不透明性，而不是清楚明白。意识变得昏暗起来，因为现象学的反思意识不再是自然而然的朴素意识。当笛卡尔以他的怀疑方法从我思得出我在的结论时，这个“我”连同“思”一样都是透明的。萨特这个不透明的“我”使人联想起莱布尼茨所谓相互之间没有可供出入窗户的众多单子，但是很不幸，萨特与莱氏的想象力在此处分道扬镳，因为与后者的判断相反，萨特有恶的想象力，他断定，他人就是地狱。借用莱氏的表达式，反其意而用之，也就是说，上帝为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坏的世界（萨特，1985，第27页）。也正是在这里，萨特扭转了胡塞尔现象学思维的方向。 
  
萨特区别了两种意识，“前反思的意识”就好像意识在说“我思”，这有点像笛卡尔在怀疑他的手不是他自己的，或者他的身体是玻璃做的。但是，“我思”显然可以被叠加起来，即还有第二等级的，反思的“我思”，悬空“前反思的我思”之内容，对思考本身进行思考。这时，意识的方向发生了转变，“显然，这不是我抓住的具有我的性质的我的意识。” （萨特，1985，第27页）而是对意识的意识。应该指出，前反思的意识与反思的意识并不是两种意识，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当两者分别执行“一切意识都是针对某个对象的意识”这条现象学训令时，有不同的意向方向或意向对象。于是，就有了“鸡尾酒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一种高级调料酒”和“鸡尾酒里出来了现象学”的区别。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鸡尾酒都是一个事实。“我正在想”是一回事，而“我想我正在想”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处于不同的精神空间：如果说前者是意识本身，那么，后者就是对意识的意识，可是，在萨特看来，对意识的意识，将会异化为非意识，也就是存在或现象学所谓“现象”。“胡塞尔第一次重新认识到，前反思的思想在变成反思的思想时，经历了根本的转变。但是，难道不应该把这样的变化限定在失去朴素性吗”（萨特，1985，第30页）？在朴素的自然态度面前，反思的态度之所以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种新意识，一个虚无，要无中生有。要在沙滩上（因为原来作为基础的意识，比如笛卡尔式的我思，被还原了或被搁置不顾）构造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丧失了真或事实，因为现象学的目光是真切的。 
  
现象学的目光，来自对关于世界是否存在的判断（这是一种朴素的非哲学态度）不感兴趣的旁观者。实际上，这个目光中只有“他”而没有“我”。胡塞尔把这个目光称为“现象学的剩余”，萨特则称之为哲学在失去了朴素态度后留下的“我”。当然，这个“我”名不副实，所以我们宁可称它为“目光”，这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