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提出“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别，并申明他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在晚年又重申了这一主张。于是，“接着讲”就成为研究冯友兰哲学乃至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话题。

那么，冯友兰的“接着讲”是什么意思呢？又有何意义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 

一、“接着讲”的时代意义 

顾名思义，“照着讲”是哲学史的方法，“接着讲”是哲学的方法。按照冯先生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照着讲”要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或说出来）。虽然“写的”的哲学史与“本来的”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回事，但是，“写的”哲学史毕竟是照着“本来的”哲学史写的，而“本来的”哲学史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否则，哲学史就没法写。

但“接着讲”就不同了。“接着讲”着眼于哲学的发展、变化和创造，是有明显的时代性的，而时代性就意味着新的东西的产生。具体地说，“新理学”是在宋明理学“之后”继续前进的，而这个“前进”又是同社会发展分不开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就社会发展而言，中国正经历着有史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巨大变革，即从古代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革。因此，中国哲学的形态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古代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之所以具有根本性质，是因为传统哲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不可能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不仅有自觉的意识，而且自觉地承担起完成这一哲学转变的使命。

但是，中国哲学虽然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却又是在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中完成的，而不是也不可能将西方哲学直接移植过来就能实现其转变的，他所要建立的是新的“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科学可以直接拿来，但哲学是不能直接拿来的。这是有根本区别的，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有民族性的。在这个问题上，冯先生同样有自觉的意识，即认为中国哲学的变革是有连续性的，决不可能“横空出世”般地产生一个新哲学。他本人也不是离开传统哲学另创一个新哲学。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任务的艰巨性也在这里。正因为如此，如何“接着讲”的问题就成为冯先生不断思考的重要课题。他在写作“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时，反复强调两个问题，一是“值此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的社会变革，一是“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的哲学问题（见《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463页）。前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哲学的命运问题。他渴望，透过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能使中国真正觉醒起来，步入繁荣富强的现代社会并立足于世界之林。为此，中国哲学不仅要获得新的生命，而且要承担起新的使命，即“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可见，冯友兰的眼光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其真正的使命则落在了哲学的创造上。 

二、“接着讲”的两层涵义 

根据这一情境，我们可以说，冯友兰的“接着讲”，具有两层涵义，二者不可缺一。如果只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似乎都不符合冯友兰的初衷。

第一层涵义是，赋予中国哲学以全新的现代理性精神，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而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因此，要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哲学的概念，使之形式化。在冯先生看来，舍此没有别的方法。这一点，他认为具有普遍意义，就是说，现代理性主义虽然出现在西方，但又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现代哲学共有的。只要称得上是“现代哲学”的哲学，都应当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不能因其哲学的民族性特征而否定其时代性的普遍意义。冯友兰一直很重视“别共殊”，其实，他所说的“共”，就是指哲学概念的普遍性意义。使中国哲学的概念形式化，从而普遍化，这正是“接着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层涵义是，在中国哲学形式化、理性化的同时，要保留、继承其核心的实质内容，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通天人之际”，这是具有永久价值的，因而是超时间的。当然，它必须经过现代逻辑分析之后才能显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不能直接成为现代哲学的，必须“下一转语”。

通过对“通天人之际”的现代分析，从而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使命。这一使命对现代社会同样是适用的。现代人需要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从事现代人所从事的工作。但是，现代人也是人，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人的问题是古今不变的。这是冯友兰的又一个基本信念。

那么，这两层涵义有何关联呢？

简单地说，前者是使中国哲学具有“现代意义”，成为“现代哲学”，不如此则不能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此即所谓时代的变化，形态的变化。所谓“现代意义”，可说是用现代哲学语言（不是翻译）所表达的意义；所谓“现代哲学”，可说是以逻辑分析为特征的理性哲学。“新理学”中的“理”，是从宋明理学中接过来的 ，但其意义和宋明理学有明显的区别，其最大的区别是，“新理学”中的“理”是形式的、“不着实际”的。现代哲学需要逻辑语言上的清楚明白，需要概念的形式化即理性化。这是第一步的工作。

后者则是使中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同时，又“超越”现代哲学，从而实现其永久价值。不如此则不足以实现中国哲学的价值。此即所谓变中之不变者，亦是人性之“本然”，即他所说的“人学形上学”。在冯友兰一生的哲学著述中，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冯友兰的生命关切。他在“贞元六书”中特别强调“通天人之际”，并以“天地境界”为其哲学的最高追求，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在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特别是最后一册）中，他又反复强调这一点，说明他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并以重建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为其终身使命。

这两层涵义及其使命如何统一呢？这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冯先生认为，必须实行方法上的突破。

现代理性主义的方法既然被视为逻辑分析的方法，而逻辑分析就是一种“言说”。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就是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转换成逻辑概念，使其变成可以言说的。这也是所谓的“概念游戏”。冯先生对金岳霖先生的“概念游戏”的说法很赞赏，认为这是真正的哲学工作，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概念游戏”当然不是中国人所说的“游戏”，不是无规则的玩耍，而是很严肃的工作，是哲学语言的有规则的运用和逻辑命题的推演。冯友兰并没有严格地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但是一般地说，他确实运用了西方式的概念分析，使中国哲学的一套概念富有新意，而且清楚明白了。应当承认，这种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缺乏的。

但是，如果完全用西方的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讲出来的还是中国哲学吗？其实，冯友兰在建立其“新理学”的体系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一方面，他坚持认为，中国哲学必须而且只能经过现代西方哲学的“洗礼”，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才能成为现代哲学；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哲学不仅具有“实质上的体系”，而且具有“永久的价值”。这些“永久的价值”，经过现代“洗礼”即解释之后，仍然能够保存下来，发挥其重要作用。形态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根本精神没有变。

所谓方法上的突破，就是指经过现代的理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