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开始片面强调女性贞操，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易传·恒·六五·象》）“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礼记·郊特牲》），但并未扼杀由孔子继承和发扬了的妇女观；更不像“五四”以来宣传的那么严重和可怕。汉代婚姻开放。“户牖（今河南陈留）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即后助刘邦定天下，为汉初贤相的陈平）欲得之。”（《史记·陈丞相世家》）汉景帝刘启的皇后（武帝刘彻之母）就是再嫁做皇后的。平民中的婚姻更自由。魏晋南北朝皆如此。唐朝更开放，公主再嫁、三嫁不足为奇，一般妇女更平常。（８９年１０月６日《文摘周报》转引香港《新晚报》丁奇文）一般认为宋代礼教最严，贞节观念最重。其实也不尽然。程颐之“俄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遗书》卷三二》）并无多少人理会。宋代妇女改嫁者多，守节者少。北宋寡妇再嫁视为平常，并受到鼓励。宋初启臣包拯鼓励儿媳改嫁。和程颐同时稍早的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置义田，规定“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义田记》）《宋刑统》只禁居丧改嫁、强迫改嫁、嫁娶有夫之妇。南宋法律规定：“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徒一年半；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还。”（《仪礼·疏》：“七出”：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三不去”：谓有所取无所归、与更共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已成婚而夫移乡编管，其妻愿离者听；外出三年不归者，亦听改嫁。”家法、族法亦允许“夫亡改嫁。”（引自张邦炜《婚姻与社会》）明代李贽主张婚姻自主，赞扬妇女自找对象和寡妇再嫁。对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婚姻更是热情讴歌。（《藏书·儒臣传·司马相如》）综上可见，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其保护妇女的用心还是很明显的。就古代而言，中国的妇女观最进步。西方，直到十八世纪才发现妇女。十六世纪才再发现人。
近现代以来，宗法制逐渐瓦解，家庭的政治经济作用淡化，男女的内外界限被突破；但家庭的文化意义和妇女的贤妻良母作用益显重要。西方社会的种种“不治之症”，大多与忽视家庭和轻视妇女有关。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学校、终身的力量源泉、精神的疗养院和老年的归宿。即使到了大同时代，无论教堂、公园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都不能和天伦之乐相比，更不能取代天伦之乐。窃以为，未来的大同世界，必然是男女平等的母系社会。这不仅是因为几千年的男权社会，相对而言妇女异化的轻一些；更根本的是妇女生儿育女，具有善持家政，和善于体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谁能离开母亲的爱抚和妻子的关怀？哪个男子的成就没有良母贤妻的心血？法国作家朱伊（１７６４－１８４６）说：“如果没有女人，在我们生命的起点将失去扶持的力量；中年失去欢乐；老年失去安慰。”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整个人类。对这个人类第一真理体悟的早晚，将决定每个民族进入大同世界的先后。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人类有生以来就追求的永恒目标。今天，这个崇高的目标虽已遥遥在望，毕竟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只要认同孔子思想，就能根治发达社会的积疴，消除发展中国家前进中的障碍。试问，一切民族间、国家间和国家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哪个不能用以忠恕之道为核心的人道主义观点和“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的方法，从根本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呢？当然，认同孔子思想，绝非靠武力和宣传强制推行某种思想；也不是用钱收买人心；即使三者并用，也不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推广到世界，建立所谓“世界新秩序”。孔子思想只是因为把握了人的根本和社会实际，赢得人们同心响应，而没有丝毫勉强和一丁点儿利己主义。认同孔子思想，只是建议人们在老路不通或前途维艰的情况下，考虑一下，忠恕之道的人道主义和允执其中的中庸之道，是否和你的本性相通？是否和你们的文化目标一致而可以互补？并不妨试着用它来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看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看看这个东方文化之魂的孔孟之道，是否能和他种文化一道综合创新出人类新文化？认同孔子思想，可以从重视家庭，尊重妇女做起。不分东西南北，每个人都可以在家庭和自己领导的单位创建这种大同世界的小气候，犹如每个人都可以实现君子人格一样。并且，这种人格修养，越是乱世越难能可贵，意义也越大。当人们普遍自觉地消除人类的第一个异化现象──歧视妇女时，历史就走到了大同世界的入口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