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忠心耿耿。希望常常使我们不相信任何直截了当的实现，“近”使事情变得困难，希望，至少是那种对所希望之事迫近眉睫的预感，比“近”显得更容易、甚至更 
为充实（filling）。 
    原因之二是：梦中的生活变得自给自足（independent）。梦想的偶像，即便在梦想实现后也不会立即消失，实际上，反常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偶像（idol）反成真，现实反成幻，梦闹独立了，这表现于埃及海伦的传说中，也表现于堂吉诃德的身上。以梦中 
偶像为真5，以梦为现实，这是梦的自足性最极端的表现。在一切梦想的满足（fulfillment）中，甚至是在那种全盘的满足中，也有某种特定的希望要素保留下来、留下痕迹，就其存在方式（mode of being）而论，这一残留的希望要素与实存（existing）或当下存在的现实全然不同，而且最终将连同它所包含的内容一起留待后用。例如某人想到北大哲学系念书，最后如期考上了，这就是布洛赫所谓全盘的满足；但真正来到北大哲学系，则肯定会有某些失望，或者有意想不到的好事情，总之，他原来所愿望和幻想的东西（它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拿到录取通知书”），不可能和他在北大哲学系的现实生活完全“符合”，其根本原因在于，梦想与所谓“现实生活”是性质不同的两样东西。所以，梦想在实现时总会留有残余。 
    布洛赫认为，梦想者之所以能失望，正是由于所有的梦想多多少少都盼着落实：“梦想根本不想持续不断地指向前方”。6在他看来，梦想背后的驱力不可能满足于梦象本身，梦并不为梦而梦。在白日梦中，人们的快感总是来源于：自己所梦想的东西仿佛 
（as if）真的存在、真的“实现”了（我在上面也提到并同意这一点）。这是梦想所具有的一种主观性质，但布洛赫认为，即使是主观的，也能从中见出一种与梦的偶像化（reification）相抗衡的力量，它抵制希望之延迟或希望之遗留（即希望靠岸时，希望 
本身却没有靠岸）。这一延迟，就梦想自身而言，是“损”，但血肉添加到梦想上，则是“增”。梦好比是开花，梦的落实好比是结果，开花与结果不完全等同，有时花大于果，有时果大于花，也就是说：梦想超过现实的部分不包含在现实中，现实超过梦想的 
部分也不孕含在梦想中；而一步步踩出来的道路可能比原先所想象的实现道路要漫长曲折得多，现实往往比想象的要复杂7。 
    布洛赫认为，对于梦想之实现时刻，既不应过分强调此刻的黑暗以及梦的色彩的丧失，也不能象神秘主义者那样宣称能无距离地投入上帝怀抱。实际上，即便是神秘主义者，也不可能真的达到那一刻，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神秘主义的高峰体验仍不过是对与上帝直接相遇的一种 
期盼（anticipation）和预感（presentiment）。神秘主义者取得的“绝对安宁”，与丧失了梦的色彩的此刻的黑暗同样缺少安宁。在这类高峰体验中，只有浮士德式的对于至高至善时刻的预感可以客观地得到辩护。所谓浮士德式的预感，是对完满、对终点的超前感受，这一超前感受奠定在“泰初有为”（即不懈的追求和行动）的基础上。因此，流浪的奥德赛（Odyssey）比到家的奥德赛有更多的意义，这一意义遗留下来。但流浪并不是奥德赛的最终目的，奥德赛的预感与客观的趋向有联系：回家的路途并非无限漫长，因此对归家的期盼是有可能达到的期盼——尽管在冒险的途中，奥德赛只能期盼、只能预期，而不可能未卜先知。克尔凯廓尔式的迟疑是不可取的，因为他无休止地追求绝对，其实并不真心考虑任何实现；而神秘主义虽然宣称终极目标能够完全实现于此时此刻，但这种宣称也是不足取的（布洛赫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足取），其原因可能在于：它并没有和世界之“真实趋向”联系起来。布洛赫认为，真正的预期和预感，是与某一最终可达的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追求目标的过程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目标最终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而不是全无可能。真实的预期表现在革命胜利的欢庆场面中，但它并不满足于此。革命的成功固然是高潮，是欢庆的节日，社会主义革命固然实现了那些人类长久以来的希望，但恰恰因为这些个原因，革命要求人们把心目中的自由王国变成更详尽的图景，要求通往自由王国的未竟之途能变得更具体。革命胜利的当下时刻，并非安宁、休止，而是一个孕含着巨大能量的新起点。这一“时刻”，既不应看成是丧失了梦的美丽色彩的黑暗时刻，也不应看成是绝对的安宁和绝对的实现，而是应充分理解这一时刻所具备的动力——“乌托邦只有抓住‘此时此刻’所包含的驱力内容（driving-content），这一驱力之基本情态：希望，才可能完全包容在实际的胜利当中”，8也就是说，只有把革命胜利视为面向未来的新开端，在胜利的当下时刻才可能孕含着希望，否则不是失望，就是自我陶醉、故步自封。 
    前面说过，布洛赫真的认为整个自然世界孕含着一个至善的结局，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不难理解布洛赫为“实现为何会带来失望”这一疑问提供的答案。布洛赫以上的回答可简单地概括为：梦想与现实确有不同，梦想在实现时刻会有某种遗留，但真的可能存在那么一个终极的“实现”（也即达到“至善”），到那时，梦想不再有延迟和距离；退一步说，世界至少存在着朝向至善演化的可能性，在朝向和接近至善的途中，每一次“实现”都不是最终的解决，因此总会有某些未实现的希望要素遗留下来，这些希望要素指向更远的目标；真实的梦想和真实的预期，是和世界真实的趋向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就是世界运动过程的一部分——世界就象一块发酵的面团，乌托邦精神（即世界朝向至善发展的冲动）无处不在。在此，布洛赫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理解物质、精神关系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自然界是活的、自我生成、自我成形的，乌托邦精神作为自然界的精神、作为其向上的动力，不断地产生出各种物质形态；精神与物质保持着紧张的关系，物质既阻碍精神，又帮助精神。这样一来，布洛赫对“何谓实现”的理解就离马克思远了，离德国唯心论近了。 
    布洛赫把人类所具有的乌托邦精神泛化到宇宙中去，乍看起来有些骇人听闻，但我们只要考虑到布洛赫的德国唯心论哲学背景，就不会这么惊讶了。费希特认为人并不是感性世界的产物，他的生存的终极目的在感性世界是不能达到的，感性世界即现象界是透过“我”而存在的，但“我”又归属于一个更大的精神本源：“无限意志”，这一神秘的无限意志保持并负载万物，以万物和人为手段来实现至善的目的。谢林则认为：自然与精神是同一的，自然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者，比一切机械运动更基本的是自然的“原始的最初的运动”9；自然既有物质性也有精神性，在理性中我们发现“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心智和意志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自然科学则向我们证明，一切自然定律都能彻底心智化为直观和思想的规律，在此，“现象，也就是物质的东西，必须完全消失，留下的只是那些规律，也就是纯形式的东西”10。黑格尔则认为，绝对精神（即世界的本质和动力）将自己异化到自然界，又从自然界回来，经过一系列发展，最终回到自己那里，达到最丰富、最完善的境地。从德国唯心论这个传统上来说，布洛赫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人的精神冲动（向上的乌托邦期盼）与整个宇宙的向上冲动是同一的，但人的精神时常被黑暗的瞬间阻碍，宇宙则时常被虚无的力量威胁。在费希特那里，人所欲求的更好的世界，只是一有限的尘世目的，这一目的是可达的，但不是最高的，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超凡世界另有一精神秩序：“我”是两种秩序的成员，一种秩序是纯粹精神的，在那里“我”以纯粹意志（善良意志）发挥作用，另一种秩序是感性的，在那里“我”以“我”的行动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