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综合和分析概念(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是知性所先天产生的统一的各种形式，如同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一样，它的应用完全是综合的。另一方面经验概念在严格意义上不能充当综合的规则，其理由恰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它们完全是“偶然的”（A111）。那么严格来说，范畴和经验概念的差别就是综合的概念统一和分析的概念统一的差别。
经验概念和范畴分别规定着作为认识行动的分析和综合，认识的分析行动和综合行动的差别就首要和本质性地体现为分析的统一和综合的统一之上。而康德反复强调的那个著名公式——综合的统一要先于分析的统一——描述了综合对分析的优先性。
康德举例说，在红颜色的这个例子之中，如果我把红作为一个“共同概念”，也即一般的红时，这个红是从某个具体的红的对象中抽象或分析出来的。在一块红地毯中，一般的红作为“标志”存在于红地毯中，但却是与这块地毯其它“标志”，如形状、花纹、质地等事先“联结”在一起，并表现为直观的对象，它是如下分析行为的基础，“这个地毯是红的”，作为谓词的红概念是分析的统一。但在我把红从红地毯分析地抽象出来前，这个红的表象已经和其它表象联结在一起了，“……因此这个表象必须预先在与其它表象（即使只是可能的表象）的综合统一中被想出来，我才能在它身上想到使它成为共同概念的那种意识的分析的统一”（B133n）。综合的统一因此是分析的统一的“前提”，在分析抽象出某一表象前，这一表象在直观中是与其它表象联结在一起的，这一联结是根据知性的必然规则进行的，也就是范畴的综合的统一。
康蒲·斯密指责说，康德在“导言”中，没有考虑到判断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之“第三种可能性”。但这种指责完全是他想以定义的方式混淆分析和综合判断的区别，并接受逻辑学的分析和综合概念为前提的。[12]但是在“先验逻辑”中他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别就是普遍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区别却作了很好的说明，批评了康德思想中将两者简单相类比的方面，从而捍卫了康德思想中最重要的差别。[13]确实，当在“一切物体都是可分的”的例子中，康德将经验谓词“可分的”的分析统一性等同于整个判断的统一性时，他实际上是把分析统一性和综合统一性暂时混淆了（A68-69/B93-94）。不过当他强调将表象带到概念“之下”和“之上”的区别时，分析的统一和综合的统一的区别又重新确立了起来（A79/B104）。
康德并不总是能清晰意识到自己思想中不同的支干流间的区别，不仅在逻辑学的分析和综合与认识论的分析和综合之间，而且在分析（的统一）和综合（的统一）之间。与逻辑意义上的分析和综合概念相对，认识论上分析和综合的关系可以表达如下：①由于范畴的综合统一就是判断形式，因此判断就是知识的“客观统一的方式”，这一判断描述不再局限于主谓判断，甚至以它为基础。康德十分清楚地阐叙了这一新判断理论（B141）。②一切先天综合判断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这是普遍逻辑考察方法和先验逻辑考察方法的区别，前者是考察经验概念的产生，而后者考察的是范畴的作用。③一切先天综合判断中，综合要优先于分析。范畴优先于经验概念，后者只能在前者的综合条件中产生。
三、综合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
作为方法的综合和分析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没有直接提到，但是却隐含在它之中，尤其表现在范畴的两版演绎之中。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声称在这本书中，他用的是分析的方法，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用的却是综合的方法。什么是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呢？在《逻辑学讲座》中康德这样解释道：“分析的方法是与综合的方法相对的，前者从被条件限制者和被奠基者开始直到原理为止，而相反后者从原理到结论或从简单的到集合的。前者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后退的方法，正如人们称后者为前进的方法一样。”[14]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分析法和综合法的区别不再是形式上的，它们以先天综合判断的“事实性”为分水岭。所谓分析的方法是以先天综合判断，也即以“这样一些来自纯粹理性的知识是现实的为前提的”，它从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判断的“真理性”或“现实性”出发，寻找“它可能性的根据”。[15]相对于综合法而言，这样做是大大减轻了工作，因为从已经知道的事实追溯到它的原理是相对容易的方法。与此相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论证方法完全相反，但同样从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出发：“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我对这个问题是谨慎地以综合方法进行工作的，也就是说，我是在纯粹理性自身中进行探索，在这一理性源泉自身中既寻求规定它的要素，也寻求规定它根据原理的纯粹使用的法则。这一工作是困难的，它既要求一个果敢的读者逐渐投身于系统中去，不思考任何以理性自身之外被给予并作为基础的东西，而且也要求这一读者自身不以任何事实为根据，寻求从知识的最原初的萌芽中发展出知识。”[16]
分析法和综合法似乎都以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为问题的起点。但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说法的歧义性，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分析法中，康德声称他不考虑的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否（ob）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wie）可能的问题，因为纯粹数学命题和纯粹自然科学命题。[17]因此，“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中的“如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同时具有了两种含义，（1）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2）它“如何”可能？如果后者需要一个说明，前者则需要一个证明。
证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并不就是说肯定先天综合判断就是存在着的，“是否可能”的意义远比存在丰富得多，肯定它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不仅是一个“事实”，一种语言判断上的事实，而且是一种“真理性”的“事实”，它的“知识和客体的具体的符合性”， “无可争辩的可靠性”被当做分析方法假定的前提。[18]而《纯粹理性批判》则不然，先天综合判断的“真理性”不是被假定的，而是必须同时被说明和证明的对象。所以综合法不仅要完成说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任务，而且此外还要完成证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否”为可能的任务。
综合法中可能性问题是真理问题，真理概念最初表明的是“知识和对象的一致性”（A58/B82），但随着“真理的逻辑”，也即先验逻辑，将符合论问题转换为知识中范畴和直观的关系问题（A62/B87），或者说思维的客观有效性问题（A89/B122），这实质是先验真理问题，或者是形而上学问题。先天综合判断的真理性，表现在先验感性论中，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有效性的问题；而在先验逻辑论中，它就是先验演绎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思维的主观条件如何具有“客观的有效性”的问题。因此法欣格尔能够认为，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即客观的有效性问题。[19]
总之，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综合法有着双重含义。首先在形式上，它的论证起点是统觉，或者统觉的综合统一原则。它是最纯粹的起点，但也是最难的起点，因为它要不仅从这个最纯粹的起点中发现它的先天成分和各种先天综合原则，而且要发展出人类全部的纯粹知识，最后还确定知识的范围和界限。其次在内容上，先天综合判断是否为 “真”的问题是综合法基本出发点，这同时也是综合论证的终点和目的。
从前一种意义上说，第一版先验演绎中认识的综合过程的说明既采用了从统觉出发的综合法（第三节），又采用了从经验出发的分析法（第二节）。而从后一种意义上说，即使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分析法也可以是综合的，只要它没有假定先天综合判断的真理性，而是力图证明它。因此，存在着所谓综合法中的狭义分析法和综合法。
康德在“先验
经验概念和范畴分别规定着作为认识行动的分析和综合，认识的分析行动和综合行动的差别就首要和本质性地体现为分析的统一和综合的统一之上。而康德反复强调的那个著名公式——综合的统一要先于分析的统一——描述了综合对分析的优先性。
康德举例说，在红颜色的这个例子之中，如果我把红作为一个“共同概念”，也即一般的红时，这个红是从某个具体的红的对象中抽象或分析出来的。在一块红地毯中，一般的红作为“标志”存在于红地毯中，但却是与这块地毯其它“标志”，如形状、花纹、质地等事先“联结”在一起，并表现为直观的对象，它是如下分析行为的基础，“这个地毯是红的”，作为谓词的红概念是分析的统一。但在我把红从红地毯分析地抽象出来前，这个红的表象已经和其它表象联结在一起了，“……因此这个表象必须预先在与其它表象（即使只是可能的表象）的综合统一中被想出来，我才能在它身上想到使它成为共同概念的那种意识的分析的统一”（B133n）。综合的统一因此是分析的统一的“前提”，在分析抽象出某一表象前，这一表象在直观中是与其它表象联结在一起的，这一联结是根据知性的必然规则进行的，也就是范畴的综合的统一。
康蒲·斯密指责说，康德在“导言”中，没有考虑到判断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之“第三种可能性”。但这种指责完全是他想以定义的方式混淆分析和综合判断的区别，并接受逻辑学的分析和综合概念为前提的。[12]但是在“先验逻辑”中他对分析和综合的区别就是普遍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区别却作了很好的说明，批评了康德思想中将两者简单相类比的方面，从而捍卫了康德思想中最重要的差别。[13]确实，当在“一切物体都是可分的”的例子中，康德将经验谓词“可分的”的分析统一性等同于整个判断的统一性时，他实际上是把分析统一性和综合统一性暂时混淆了（A68-69/B93-94）。不过当他强调将表象带到概念“之下”和“之上”的区别时，分析的统一和综合的统一的区别又重新确立了起来（A79/B104）。
康德并不总是能清晰意识到自己思想中不同的支干流间的区别，不仅在逻辑学的分析和综合与认识论的分析和综合之间，而且在分析（的统一）和综合（的统一）之间。与逻辑意义上的分析和综合概念相对，认识论上分析和综合的关系可以表达如下：①由于范畴的综合统一就是判断形式，因此判断就是知识的“客观统一的方式”，这一判断描述不再局限于主谓判断，甚至以它为基础。康德十分清楚地阐叙了这一新判断理论（B141）。②一切先天综合判断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这是普遍逻辑考察方法和先验逻辑考察方法的区别，前者是考察经验概念的产生，而后者考察的是范畴的作用。③一切先天综合判断中，综合要优先于分析。范畴优先于经验概念，后者只能在前者的综合条件中产生。
三、综合的方法和分析的方法
作为方法的综合和分析概念，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没有直接提到，但是却隐含在它之中，尤其表现在范畴的两版演绎之中。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康德声称在这本书中，他用的是分析的方法，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用的却是综合的方法。什么是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呢？在《逻辑学讲座》中康德这样解释道：“分析的方法是与综合的方法相对的，前者从被条件限制者和被奠基者开始直到原理为止，而相反后者从原理到结论或从简单的到集合的。前者人们也可以称之为后退的方法，正如人们称后者为前进的方法一样。”[14]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分析法和综合法的区别不再是形式上的，它们以先天综合判断的“事实性”为分水岭。所谓分析的方法是以先天综合判断，也即以“这样一些来自纯粹理性的知识是现实的为前提的”，它从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判断的“真理性”或“现实性”出发，寻找“它可能性的根据”。[15]相对于综合法而言，这样做是大大减轻了工作，因为从已经知道的事实追溯到它的原理是相对容易的方法。与此相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论证方法完全相反，但同样从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出发：“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我对这个问题是谨慎地以综合方法进行工作的，也就是说，我是在纯粹理性自身中进行探索，在这一理性源泉自身中既寻求规定它的要素，也寻求规定它根据原理的纯粹使用的法则。这一工作是困难的，它既要求一个果敢的读者逐渐投身于系统中去，不思考任何以理性自身之外被给予并作为基础的东西，而且也要求这一读者自身不以任何事实为根据，寻求从知识的最原初的萌芽中发展出知识。”[16]
分析法和综合法似乎都以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为问题的起点。但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这个说法的歧义性，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分析法中，康德声称他不考虑的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否（ob）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wie）可能的问题，因为纯粹数学命题和纯粹自然科学命题。[17]因此，“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中的“如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同时具有了两种含义，（1）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2）它“如何”可能？如果后者需要一个说明，前者则需要一个证明。
证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并不就是说肯定先天综合判断就是存在着的，“是否可能”的意义远比存在丰富得多，肯定它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不仅是一个“事实”，一种语言判断上的事实，而且是一种“真理性”的“事实”，它的“知识和客体的具体的符合性”， “无可争辩的可靠性”被当做分析方法假定的前提。[18]而《纯粹理性批判》则不然，先天综合判断的“真理性”不是被假定的，而是必须同时被说明和证明的对象。所以综合法不仅要完成说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任务，而且此外还要完成证明先天综合判断“是否”为可能的任务。
综合法中可能性问题是真理问题，真理概念最初表明的是“知识和对象的一致性”（A58/B82），但随着“真理的逻辑”，也即先验逻辑，将符合论问题转换为知识中范畴和直观的关系问题（A62/B87），或者说思维的客观有效性问题（A89/B122），这实质是先验真理问题，或者是形而上学问题。先天综合判断的真理性，表现在先验感性论中，就是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有效性的问题；而在先验逻辑论中，它就是先验演绎的核心问题，也就是思维的主观条件如何具有“客观的有效性”的问题。因此法欣格尔能够认为，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问题即客观的有效性问题。[19]
总之，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综合法有着双重含义。首先在形式上，它的论证起点是统觉，或者统觉的综合统一原则。它是最纯粹的起点，但也是最难的起点，因为它要不仅从这个最纯粹的起点中发现它的先天成分和各种先天综合原则，而且要发展出人类全部的纯粹知识，最后还确定知识的范围和界限。其次在内容上，先天综合判断是否为 “真”的问题是综合法基本出发点，这同时也是综合论证的终点和目的。
从前一种意义上说，第一版先验演绎中认识的综合过程的说明既采用了从统觉出发的综合法（第三节），又采用了从经验出发的分析法（第二节）。而从后一种意义上说，即使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分析法也可以是综合的，只要它没有假定先天综合判断的真理性，而是力图证明它。因此，存在着所谓综合法中的狭义分析法和综合法。
康德在“先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