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危机、技术危机与生活世界危机(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图景：真正的世界是数学化和理念化的自然，是一个自在的物体世界。它受严格的因果规律支配，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公式和物理公式来规定它和说明它。
科学最初从生活世界中产生，最终达到一种科学的世界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通过考察胡塞尔关于对科学所作的散乱论述，笔者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主要的三种。
首先是生活世界的直观自然向数学化自然的转变。胡塞尔认为对自然进行数学化的始作俑者是伽利略，他把传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运用于物理现象，首先对自然物的形状进行几何化和直接的数学化，继而通过物体的性质与形状之间的联系，对自然物的物理性质进行间接的数学化。这样伽利略便得到了一个数学化的自然。“整个自然被当作一个具体的因果世界，并成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数学的对象”，[6]成为一个可以通过公式来把握和解释的对象。
其次是生活世界的不精确性向科学世界的精确性的转变。生活世界（就其自然层面而言）的基元是自然物（感知物），而科学世界的基础是物理物。自然物是知觉对象，物理物（如刚体、电子）是理智对象。物理物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抽象和更加精确的规定，是寻求以因果方式来说明自然的科学的基础。
胡塞尔认为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就已经直觉到世界是一个由因果性样式联系的整体。我们作出预言并对世界存在一定程度的适应和支配，但这个世界还仅仅是一个“大致有规律的和充满着无穷偶然事件的系统”。[7]而在科学世界中，世界是一个“始终由绝对严格的法则制约的自然”。[8]科学思维取代了盲目思维。我们通过把握严格的因果性法则预见现象，“预先算计到周围事物的可能的反应并以自然的方式来支配它们。”[9]
再次，可感知的、离主体近的生活世界转向不可感知的、离主体远的科学世界。生活世界中可直观的事物是科学的出发点，而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理论构造，它的对应物不能直接进入知觉领域。物理学家的经验是我们关于物的常规经验的深化，物理世界超出了一般的感性领域，而达到了一个比知觉水平更深的层次并构成着一个更加深层的统一体。<#10#>
经验的生活世界本质地具有主观相对性，因此，胡塞尔认为对于科学而言即使在现实中作为事实被直观地给予的东西，也还缺乏“客观性”。只有通过一义性的规定可感知感性的周围世界，才能克服主观解释的相对性，实现主体实际意义上的“客观性”。然而，当人们谈论“客观性”的时候，往往“不考虑经验这种客观性，认识这种客观性和实际地、具体地造就这种客观性的主观性”。[11]因此，我们认为对生活世界进行客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远离生活世界主体的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非人性化处理的过程。
必须承认，胡塞尔对科学的认识是深刻的和富有创见的。但是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我们与他是有分歧的，这就是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在他看来，科学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际体，即科学在诸多主体间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我们认为，虽然就科学作为人类的一项集体事业而言，科学的客观性的确立必然是一种主体际性的活动的结果，科学的客观性必然以主体际性为前提和中介，但是科学的客观性的含义并不仅在于此。我们承认科学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它内含着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因素，但我们同时认为科学真理透过其人化的表达形式，反映着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在事物。
3 科学危机
我们认为从科学诞生之日起（甚至早在科学从生活世界中产生的过程中），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活跃的互动关系。生活世界作为科学世界的诞生地和原初动机，始终对科学世界发挥着规范和制约作用；而科学世界一旦诞生，就立即像一切获得了自身独立性的事物一样，对其“母体”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深刻地改变着生活世界。科学危机的实质乃在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危机。
一切理论的兴趣都来源于实践的兴趣。生活活动的需要导致和引导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例如，几何学就是在土地测量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充满意义的活动，然而在对生活世界中的直观事物进行几何化和数学化的过程中，实际的意义被掩盖起来。科学方法与程序的技艺化（技术化）“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必然的过程”，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技术思想中的迷失，导致了科学符号操作的表面意义与本来意义的分离，使科学活动沦为一种与棋类活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游戏活动，使科学方法变成一种“通过计算的技艺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12]胡塞尔因此称伽利略“即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13]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和物理学的自然，却掩盖了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感性直观的自然，掩盖了“理论的本来的、原始——真正的意义”。[14]毋庸置疑，这种科学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意义基础的失落将导致科学的意义危机。
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原初明证性的王国”，它作为科学世界的“证明的源泉在起作用”[15]。生活世界中的经验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相对性，但它们仍然“是一切客观知识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理论归根到底起源于最初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质朴的和直接的观察。我们在构造科学世界的过程中不能把直观事物予以排除，因为感觉世界是科学的起点，我们一旦排除它，就等于排除了科学世界所赖以依存的基础。“原则上不可知觉的”、“不可经验到其存在的”科学世界最终要返回到经验的生活世界中接受主体的检验和证实。因此，如果把直观的生活世界视为完全主观的，进而贬低生活世界和日常经验的地位，贬低“科学以外的涉及日常存有的真理的意义”，[16]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科学世界自身。这种态度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引发了科学的基础危机。
对于胡塞尔而言，科学危机的又一种表现是科学的价值危机。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一个力图放弃评价以保持价值中立的世界。经验自然科学寻求的只是事实，“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7]尽管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自然的控制以及社会的繁荣，“但是就我们的深层需要来说，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18]生活世界的价值需求与科学世界的价值无涉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紧张关系，这促使我们去怀疑、去反思科学的价值问题。
我们已经把胡塞尔所谓的科学危机归纳和细分为三种危机，即科学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面对危机，胡塞尔采取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走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在生活世界中，胡塞尔发现科学的意义是由生活主体的实践赋予的，而科学的基础则是由主体的实践经验提供的。于是，通过把“本身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义形成的，前于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19]他就解决了科学的意义问题和基础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既把自身设定为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20]同时又自许为“第一哲学”。这种哲学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有，把认识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诉诸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在先验意识中的地位进行恰当的说明，以及通过诉诸哲学理性来回答生活的意义问题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指引，胡塞认为我们最终能够克服科学的价值危机。
显然，胡塞尔并非从正面入手解决科学的价值危机，即并非使科学本身承担起回答生活价值问题的任务，而是把自然科学视为一种普遍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普遍科学（即“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将为一切价值问题提供理性的答案[21]。可见，他解决科学危机的途径乃是用理性哲学来弥补科学在价值问题上的无能。
科学最初从生活世界中产生，最终达到一种科学的世界图景，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变化。通过考察胡塞尔关于对科学所作的散乱论述，笔者将这些变化归纳为主要的三种。
首先是生活世界的直观自然向数学化自然的转变。胡塞尔认为对自然进行数学化的始作俑者是伽利略，他把传统的欧几里德几何学运用于物理现象，首先对自然物的形状进行几何化和直接的数学化，继而通过物体的性质与形状之间的联系，对自然物的物理性质进行间接的数学化。这样伽利略便得到了一个数学化的自然。“整个自然被当作一个具体的因果世界，并成为一种特殊的应用数学的对象”，[6]成为一个可以通过公式来把握和解释的对象。
其次是生活世界的不精确性向科学世界的精确性的转变。生活世界（就其自然层面而言）的基元是自然物（感知物），而科学世界的基础是物理物。自然物是知觉对象，物理物（如刚体、电子）是理智对象。物理物是对自然物的一种抽象和更加精确的规定，是寻求以因果方式来说明自然的科学的基础。
胡塞尔认为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就已经直觉到世界是一个由因果性样式联系的整体。我们作出预言并对世界存在一定程度的适应和支配，但这个世界还仅仅是一个“大致有规律的和充满着无穷偶然事件的系统”。[7]而在科学世界中，世界是一个“始终由绝对严格的法则制约的自然”。[8]科学思维取代了盲目思维。我们通过把握严格的因果性法则预见现象，“预先算计到周围事物的可能的反应并以自然的方式来支配它们。”[9]
再次，可感知的、离主体近的生活世界转向不可感知的、离主体远的科学世界。生活世界中可直观的事物是科学的出发点，而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理论构造，它的对应物不能直接进入知觉领域。物理学家的经验是我们关于物的常规经验的深化，物理世界超出了一般的感性领域，而达到了一个比知觉水平更深的层次并构成着一个更加深层的统一体。<#10#>
经验的生活世界本质地具有主观相对性，因此，胡塞尔认为对于科学而言即使在现实中作为事实被直观地给予的东西，也还缺乏“客观性”。只有通过一义性的规定可感知感性的周围世界，才能克服主观解释的相对性，实现主体实际意义上的“客观性”。然而，当人们谈论“客观性”的时候，往往“不考虑经验这种客观性，认识这种客观性和实际地、具体地造就这种客观性的主观性”。[11]因此，我们认为对生活世界进行客观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远离生活世界主体的过程，是一个对生活世界进行非人性化处理的过程。
必须承认，胡塞尔对科学的认识是深刻的和富有创见的。但是至少在一个问题上我们与他是有分歧的，这就是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在他看来，科学的客观性就是主体际体，即科学在诸多主体间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我们认为，虽然就科学作为人类的一项集体事业而言，科学的客观性的确立必然是一种主体际性的活动的结果，科学的客观性必然以主体际性为前提和中介，但是科学的客观性的含义并不仅在于此。我们承认科学作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它内含着人的主体性（主观性）因素，但我们同时认为科学真理透过其人化的表达形式，反映着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实在事物。
3 科学危机
我们认为从科学诞生之日起（甚至早在科学从生活世界中产生的过程中），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活跃的互动关系。生活世界作为科学世界的诞生地和原初动机，始终对科学世界发挥着规范和制约作用；而科学世界一旦诞生，就立即像一切获得了自身独立性的事物一样，对其“母体”产生强烈的影响，从而深刻地改变着生活世界。科学危机的实质乃在于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危机。
一切理论的兴趣都来源于实践的兴趣。生活活动的需要导致和引导着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例如，几何学就是在土地测量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是充满意义的活动，然而在对生活世界中的直观事物进行几何化和数学化的过程中，实际的意义被掩盖起来。科学方法与程序的技艺化（技术化）“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必然的过程”，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技术思想中的迷失，导致了科学符号操作的表面意义与本来意义的分离，使科学活动沦为一种与棋类活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游戏活动，使科学方法变成一种“通过计算的技艺去获得结果的单纯技艺”，[12]胡塞尔因此称伽利略“即是发现的天才，又是掩盖的天才”。[13]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和物理学的自然，却掩盖了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感性直观的自然，掩盖了“理论的本来的、原始——真正的意义”。[14]毋庸置疑，这种科学世界在生活世界中意义基础的失落将导致科学的意义危机。
在胡塞尔看来，生活世界是“原初明证性的王国”，它作为科学世界的“证明的源泉在起作用”[15]。生活世界中的经验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相对性，但它们仍然“是一切客观知识的基础”。这是因为科学理论归根到底起源于最初在生活世界中所获得的质朴的和直接的观察。我们在构造科学世界的过程中不能把直观事物予以排除，因为感觉世界是科学的起点，我们一旦排除它，就等于排除了科学世界所赖以依存的基础。“原则上不可知觉的”、“不可经验到其存在的”科学世界最终要返回到经验的生活世界中接受主体的检验和证实。因此，如果把直观的生活世界视为完全主观的，进而贬低生活世界和日常经验的地位，贬低“科学以外的涉及日常存有的真理的意义”，[16]那么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科学世界自身。这种态度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引发了科学的基础危机。
对于胡塞尔而言，科学危机的又一种表现是科学的价值危机。生活世界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世界，而科学世界则是一个力图放弃评价以保持价值中立的世界。经验自然科学寻求的只是事实，“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7]尽管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自然的控制以及社会的繁荣，“但是就我们的深层需要来说，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18]生活世界的价值需求与科学世界的价值无涉之间构成了一种对立紧张关系，这促使我们去怀疑、去反思科学的价值问题。
我们已经把胡塞尔所谓的科学危机归纳和细分为三种危机，即科学的意义危机、基础危机和价值危机。面对危机，胡塞尔采取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走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在生活世界中，胡塞尔发现科学的意义是由生活主体的实践赋予的，而科学的基础则是由主体的实践经验提供的。于是，通过把“本身包括一切实际生活的（其中也包括科学的思想生活）和作为源泉滋养技术意义形成的，前于科学的和外于科学的生活世界提到首位”，[19]他就解决了科学的意义问题和基础问题。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既把自身设定为一种“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20]同时又自许为“第一哲学”。这种哲学把理性地认识普遍的存有，把认识包括人生和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任务。通过诉诸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在先验意识中的地位进行恰当的说明，以及通过诉诸哲学理性来回答生活的意义问题并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指引，胡塞认为我们最终能够克服科学的价值危机。
显然，胡塞尔并非从正面入手解决科学的价值危机，即并非使科学本身承担起回答生活价值问题的任务，而是把自然科学视为一种普遍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普遍科学（即“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将为一切价值问题提供理性的答案[21]。可见，他解决科学危机的途径乃是用理性哲学来弥补科学在价值问题上的无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