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关于自由的准备性理解 
自由、幸福和公正是在伦理学中必须讨论的三个基本问题，但是，自由并不是伦理学问题，而是伦理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与之不同，幸福和公正则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这样一个细微的区分并非没有必要，因为在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把自由看作是一种价值，而这是一个细微但是重要的错误。价值意味着关于各种事物的一种评价标准和生活偏好，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总能够选择或者拒绝某种价值。假如把自由看作是一种价值，就好象是说，某些人喜欢自由，那么他们将选择自由；而某些人没有对自由的价值偏好，那么他们可以不要自由。一个人不要自由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假如没有自由（当然是有限的自由。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他将无法生活。尽管在逻辑上完全可能设想某些人特别另类，以至于偏好去当奴隶什么的，这是相当怪异的。但问题不在于“怪异现象”（怪异现象即使有，哲学对怪异现象也不感兴趣），而是在于，如果一个人就想当奴隶，那么至少对于他来说，伦理学问题消失了，因为生活意义消失了，在这里，伦理学问题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自由是伦理学问题的前提。 
卢梭说人生来是自由的而又总是在枷锁中，这非常准确。由于总是在“枷锁”中，因此人们想要更多的自由，而当自由成为“想要的”欲望对象，它看起来就很象是某种价值了。但这是个幻觉。只有当某种欲望对象是可以不要的（至少对于某些人是可以不要的），即使失去了它，生活仍然可能，这样它才是价值。有的人甚至可以不要幸福，尽管幸福是人们一般最想要的；有的人可以不要公正，尽管公正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但是没有人能够不要自由，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一个人就被剥夺了做人的各种条件，他什么也做不了，他的生活就报废了或终结了，虽存犹死。如果他做了些什么的话，那也是别人的事情，是别人强迫他去做的，实际上与他无关。“生来自由”和“在枷锁中”都必须被解读为生活的事实状态。 
因此，自由必须被理解为人的存在论问题。自由是人的一种存在论状况，是一种事实状态，就像因果关系是一种事实状态，自由也是事实状态。没有自由就无法成为理性存在，就是说，自由意味着一个人的如此这般的各种行动可能性的总和。从存在论去理解自由问题，是讨论自由问题的正确出发点，只要自由不被误解为某种价值，就不会进一步把自由分析为某种可取的自由和不可取的自由，就不会以为有“好的”和“坏的”自由。自由有多有少，但没有好坏。如果一种自由显得是坏的，那是因为它被用去实现坏的事情。 

2．        自由的政治学含义和形上学含义 
自由的含义首先并且主要是政治学的。它可能起源于希腊城邦里与奴隶对应的“自由人”概念。希腊的自由人确实是非常自由的，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去生活。而奴隶则是不自由的，他们受奴役和受支配。不过据说雅典奴隶所享有的自由比当年美国黑人要多得多（斯巴达人就曾经嘲笑在雅典街头分不清谁是公民谁是奴隶）。自由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非常清楚的概念，很可能希腊人觉得自由生活是自然而然，并不是个需要分辨的问题，他们关于自由非常可能有着日常的共识，也就没有成为哲学问题。自由直接与实际的政治权利和权力密切相关。按照自己的爱好去选择生活方式而免于受奴役和受支配，这是受城邦法律保护的。在这里，自由的基本含义已经存在，它同时暗含了后来被分析为所谓“两种自由”的含义。很显然，自由从一开始就有了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结构：只要“免于”（摆脱了）受支配和奴役，那么就可以自己决定生活的选择。 
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们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都看不起以自由为宗旨的民主制，他们认为，既然民主制的目的是个人自由而不是美德（virtue），那么，它就几乎不可能引导人们向善，因为人们将自由地按照他们非常可疑的爱好去过生活，很可能是堕落的生活（从逻辑上说，人们自由地去选择美德的生活方式或者堕落卑琐的生活方式在可能性上大概对半，但是由于人性的缺点太多，这个事实增加了堕落的几率。希腊哲学家没有这样去分析，但或许有这样的直观）。于是，希腊哲学家们相信贵族制度才是好的，因为贵族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才能够领导社会发展美德。众所周知，个人自由和民主制一直到现代才得到普遍的赞美，并且成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不再追求美德和精神品质，个人的自由以及欲望成了无可质疑的最高价值。现代生活在古代哲学家看来恐怕就是他们非常鄙视和非常担心的集体堕落生活的典型。 
叶秀山认为，自由问题被真正形上学化是康德的贡献，而且，自由被引入到形上学，是对希腊以来的形上学结构的突破 ，这个看法非常正确。显然，只有当自由成为形上学问题，才有了关于人的形上学问题，而这此之前，形上学是关于物的，只有自由才突破了因果关系。康德是通过伦理学把自由问题提高到形上学水平的，自由不仅成为人的理性存在的条件，而且，由于自由，人从而必须（不得不）考虑对他人负责任的问题，于是，自由不仅表现为权利，而且还成为责任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康德会把自由和自律视为一致。自由的概念有了伦理学意义，就似乎至少在理论上反对了堕落生活，尽管事与愿违，在事实上，现代生活很可能比以往的生活更堕落。但这涉及到其它问题，在此不论。在这里，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伦理形上学的自由概念仍然过于单薄，它虽然比较成功地论证了责任的形上学条件，但是，体现着人的自由的权利问题却仍然没有被成功地分析和论证。显然，除非我们建立一种政治形上学的理解，否则自由就只是一种精神状态而没有被理解为人的实际生活关系。自由必须被真实地理解为人与人的关系所定义的生活空间。 

3．“两种自由”分析框架的错误 
自由必须被实质化地理解，否则没有意义。就像存在必须理解为某物的存在才是与我们相关的存在，而只有与我们相关的存在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抽象的存在或抽象的自由都是荒谬的，不知道是谁的存在和谁的自由。自由不是空洞的自主自决的可能性，也不是仅仅免除了种种约束的自在状态。由freedom-from所定义的各种权利（rights）必须落实为一些实际权力（power）才由“说了”（the said）的潜在状态变成“做了”（what is done）的实现状态。自由必须实现为作为一个人的“主权”的权力，就像一个国家有着它的主权一样，才有真实性。 
鼓吹自由最为有力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海耶克和伯林在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自由，在关于自由的不太正确理解中去高扬自由，反而适得其反地贬低了自由。自由具有两个方面，而不是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有两种自由，这是正确理解自由的关键。按照现代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伯林的经典划分，一般地说，自由有两种：消极自由（negative）和积极自由(positive)。消极自由是“免于什么束缚的自由”，主要是免于受到他人尤其是政府或类似权力机构的干涉，所谓liberty or freedom-from,简单地说，消极自由要旨是保护个人权利并且抵抗集体权力，主要落实为各种个人权利；积极自由则是“做什么的自由”，主要是获取某些利益或者实现某些目标和理想的自由，所谓liberty or freedom-to，主要表现为各种参与性的社会权利，于是，积极自由往往用于实现人类性或社会性的成功和理想，因此就往往表现为社会权力。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两分法现在已经成为关于理解自由的经典模式，但它会导致严重的误解。当把自由理解为两种，就在逻辑上暗示着存在着两种关于自由的问题，这一点与自由的事实并不相符，因为这两种自由在现实中总是交互作用着的，不可能分别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