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是两个问题，也就不可能分别地去理解和分析，尤其不能各自获得解决。事实表明，一种自由往往是另一种自由的必要条件，就是说，其实只存在着一个自由问题，而不是两个。“两种自由”是夸张而有害无益的划分，其实只不过是自由的两个不得不在一起被理解的方面。 
自由首先总要表现为权利（rights），但是权利只是自由的逻辑形式，是“言说”，却还不是自由的实质。仅仅表现为权利的自由仍然是尚未实现的自由，是个not-yet，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只有落实为事实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自由。可以说，作为权利的自由只是“说出的”和“听到的”的自由，却还不是“在手上的”自由。说了或听了有某种自由，不等于真的就有了这种自由，只有拿到手的才算是自由。这种区别相当于知识论和存在论的区别。权利必须实现为权力才生效，才是被“充实了的”（fulfilled）的自由。从权利到权力必须是一条连续的不可分割的线，freedom-from如果不同时匹配着某种使得它成为可能的freedom-to，就根本没有意义。比如说，有个权利宣布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做违法的事情，就有免于被逮捕的权利”，说得不错，但这是一纸空文，权利无法自我设防，完全可以想象到许多情况可以随便破坏这种权利，不管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社会，强权、金钱加上不可避免的法律漏洞，总有办法把某个其实无罪的人搞成有罪的或者把有罪的搞成无罪的（假如需要的话）。真正能够保护一个人的自由的不是权利而是权力。权力是权利的实现方式，是权利的完成状态，如果不实现为权力，权利就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目标。 
尽管从学理上说，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思考自由问题时必须考虑在内的同等重要的因素，但据说积极自由非常容易被专制政府所利用，因此声誉很差，以至于人们不好意思鼓吹积极自由。这种政治上的担心或多或少影响了学理上的公正。其实，即使在真实的实践中，积极自由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包括“合格的”自由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就是说，消极自由从来无法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自由，假如不存在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就存在不下去。例如，选举权或者投票权（rights to vote）是所有自由社会都认可和必需的，这种自由是保证各种消极自由所必需的条件，可是它本身却不是消极自由，而是一种积极自由。这一点表明积极自由往往是完成和保证消极自由的条件，所以消极自由不可能被单独地理解和实现。通常，消极自由的各种项目被认为是自由中“首要的”和应该优先的，而积极自由被看作是相对次要的，但是，在自由问题上分出等级排序是相当荒谬的事情，就好象有些自由可以不要。各种自由总是互为条件，我们无法确定其优先性。除了选举权，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显然也属于积极自由而又如此重要以至于不可贬低为次等的自由项目，例如，获得基本生存条件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利、出版自由权利、受教育的权利、获得医疗和健康环境的权利、获得健康食品的权利，乃至享有阳光、清洁空气和水的权利，等等，人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些自由是最重要的，可是它们都是积极自由。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证明这些积极自由为什么不如消极自由重要，尤其是，从消极自由无法推论出积极自由，因此，消极自由不比积极自由更基本，相反，倒是有某些理由可以证明那些作为积极自由的生活权利比各种政治自由权利更基本、更重要 。 
不难发现，人们直接想要的自由都是积极自由，即各种用来开展生活的自由，而消极自由只不过是用来保证或保护积极自由的自由，就是说，如果没有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也就失去了意义。比如说，为什么需要有“私人财产免于被剥夺”这样的消极自由？显然是因为财产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一积极自由的必要资源和条件。其中的关系无非就是自由这一概念内在的先验关系：免于束缚是为了做自己的事情。就是说，自由的目的是积极自由，消极自由只不过是保证一定限度的积极自由的一种理性协议。可以看出，消极自由本身是空洞的，并无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保证积极自由的理性策略。 
消极自由是“虚”的而积极自由是“实”的。正因为积极自由更具实质性意义，所以涉及到许多非常难以处理甚至至今没有办法处理的难题，这些难题就是任何一种生活和社会必定具有的难题。通常贬低积极自由的一个似乎比较有力的理由是，它容易为专制政府所利用而变成奴役人民的手段。问题的关键是，积极自由本来就不可以单独使用，就像消极自由不能单独成立一样。它们必须构成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制约的整体结构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不是自由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误解了自由。把自由拆成“两种”，这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非常容易导致对自由的误解。如果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看作是一个事情的两面，则更能够合理地理解自由。消极自由之名往往需要积极自由之实来使之成立，即一种属于消极自由的权利总是需要某种与之配合的权力来使之成为可能，得不到保障的权利形同虚设。比如说，属于消极自由的权利可以这样分析：我确实拥有“别人不能非法使用我的私有财产”这一权利，当且仅当，存在着某种制度力量或者个人/集团力量，它使得有效保护这一权利成为可能。 

3．        政治自由的经济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关于自由的问题，一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混乱理解。自由问题既有着政治背景又有伦理学背景，还有着存在论背景，而这些作为背景的理论本来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各种困难，它们之间又有着交叉解释、循环解释的关系，人类数千年来一直以整个生活实践在探索一个关于自由的合理安排，至今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可见自由问题的难度。自由是各种价值的存在论前提，可是同时它又总是由各种价值观所解释着的，这一循环多少是悖论性的。这一悖论状态背后有一个深深隐藏着的，或者说往往被有意无意掩盖着的问题：自由必须是实质化的自由，否则自由就不足以成为好生活的条件——比如说，仅仅给一个人免于强权干涉的自由，他仍然有可能根本没有机会和条件过上一种好生活，仍然有可能被各种“非强权的”力量剥夺了好生活的条件，甚至连基本生活条件都被“合法地”剥夺。一个充分尊重个人的消极自由的所谓“开放社会”完全可以把某些人逼成在实际上没有任何自由的人，比如一个穷人，没有人干涉他工作、迁徙、旅游、购物的自由，还被告知他拥有购买游艇和周游世界的权利，可是他实际上没有这些自由，甚至没有吃饭的自由。自由是个属于“能力/权力”范畴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名义，是“实”而不是“名”，有名无实的自由不是自由。关系到自由的各种难题就出在这里，“实”的东西都与资源联系在一起，而资源是稀缺的，无论什么资源，物质的或者权力的，地位的或荣誉的，都永远是稀缺的，相对于人们水涨船高的欲望来说，就更加稀缺。只要意识到“自由”的真实所指是“对资源的占有”，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自由是个难题。 
马克思主义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不现实的乌托邦，但却是个深刻的理论神话，它指出了对自由问题的一个纯粹理论可能性上的解决，即物质极大丰富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能够“按需分配”，同时劳动就不再是生命的出卖，而是自己生活意愿的表现，所谓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样人人就都自由了。这里尤其深刻的地方是，一个人的自由其实是不可能的，只有当所有人都自由了，任何一个人才能够获得自由（所以马克思主义要求解放全人类）——因为现实世界总是太小，资源总是太少，他人总是任何人的自由的限制，受压迫的他人总会反抗，总要来争夺自由，显然，只有当物质变得极大丰富，也就是相当于世界的无限扩大，世界大到人人能够拥有足够自己伸展的世界，才能有足够条件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