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和生活的一条基本原理，或者一种可以充当批评标准的理想。可以说，“自由的帕雷托改进”比“经济的帕雷托改进”更能够与人类各种价值互相协调一致，诸如公正、平等和幸福等等 。经济的帕雷托改进只能表达经济的改善，而自由的帕雷托改进才能够表达社会的改善。 
自由表现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有着实质意义的自主权。在这里，这些自主权将在其哲学意义上来分析，而不涉及它们能够落实为哪些具体的社会权利项目。有一点必须强调，这里所谓的自主权，不仅仅是权利，而且同时是权力，即“作为权利的权力”（the power as the rights）或者“权利/权力”（rights/power）。这些自主权至少表现为： 
1）自由首先必须表现为否决权，如果在弱的意义上则必须表现为拒绝权。这是自由概念的最初始含义：自由意味着能够摆脱，只有能够摆脱，才有基本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一个自由人能够不做某种他所反对的事情，或者可以故意不做某种事情，他才有可能做他想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被剥夺了否决权，也就被剥夺了自由，他将不得不做某些力量（也许各种力量）所强加给他的事情。最高权威总是与最后否决权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一个人能够否决别人的自由来扩大自己的自由，那么他就拥有强的意义上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自由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强调这种危险），所以我们至少在理论上反对这种牺牲他人的自由的自由，以便在实践上尽量限制那种自由。尽管在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有一些拥有这样权力的人，即挤掉了别人的自由从而比别人更自由的人。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这都是个事实。我们尤其不能把这样的社会事实简单地看作是个坏的事实，因为，假如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那么生活的诱惑力也许会减少，人们永远需要生活中有一些能够用来表现成功和胜利的事情，尽管人们都不希望碰巧成为失败者。某些人拥有否定或者挤掉别人的自由的自由，这是由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就是说，社会这个游戏总是只能这样安排和生成，只能是这个样子，否则就没有社会，这就像一种无论怎么下都没有输赢的棋是玩不下去的。不过，我们要强调的是，如果一个社会是个足够好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一般人”必须拥有弱的意义上的否决权（拒绝权），虽然他不能去否决别人的自由，但至少能够否决权威或别人对他的随便否决或者强加于他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天赋人权”或者“个人权利”之类的空头支票，而必须依靠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它使得在个人的背后存在着能够提供权力支持的制度力量来保证个人自由。拥有弱的意义的否决权（是权力而不止是权利）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条件。一个没有否决权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做一个合目的的人。 
2）其次是选择权。仅仅拥有否决权，仍然不构成自由。否决权是消极权力（negative power即权力化了的消极自由）。一个人可以否定一切，甚至可以什么都不做，这只是一种空洞的状态，什么都不做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而什么都没有就等于没有使用自由，没有被使用的自由就等于没有自由而至多有某种“原本如此”的自然状态，自由也就成了一个空洞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实。这个关系与nothing和something的关系是同构的，达到nothing的状态仍然什么也不是，同样，仅仅是消极自由，也还什么都不是。自由必须成为实在的活动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被废弃的状态，就像一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个废人，被废弃的自由不是自由。这一点尤其能够说明为什么仅仅有消极自由不足以构成完整意义的自由。而当企图把自由实现为某种活动时，或者说，只有一做事，就有了选择问题。选择权表现为一个人能够拒绝某种事情并且去选择去做别的事情。为什么要强调“选择做别的事情”？因为，如果只能拒绝坏的事情而不能同时选择好的事情，仍然可以是一种非常恐怖的境地。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它提供了相当多的可能选择，但是没有一个是好的选择，在这样给定的条件下，无论选择什么，都是很差的事情，这种情况也足以使自由报废——在逻辑上说好象是自由的，因为选择很多，可是结果都坏，于是自由有了等于没有。这样一个逻辑想象当然不是真实的，任何一个真实的社会都不至于坏到如此彻底的地步，但并非不存在这样的倾向，例如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只有利于小人、低贱行为、自私自利、惟利是图、无情无义。 
显然我们必须有选择好的东西的自由，而不仅仅是在坏的事情中去“自由”选择。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存在着一条关于自由的不言而喻的元定理，即“自由选择意味着自由选择好的东西”。假如没有好东西可供选择，那么自由又有什么意义？选择权大概相当于积极自由。伦理学问题从根本上说总是表现为价值选择问题“做p好还是做q好”，而不是表现为遵循规范问题“应该p并且不应该q”——注意，在某个可能世界中，规范所给定的“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完全有可能都是同样坏的事情。一个可以接受的社会必须有某些好事情可供选择，好东西的存在是自由生效的价值前提。 
3）最后是创造权。既然选择去做某种事情，就不可能选择做无创造性的事情。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选择”(其实是不得已或者自暴自弃)去做无创造性的事情：一种是不得不接受某种约束而只能在各种无聊的事情中进行选择，这种伪自由选择或者是迫于生存压力或者是受缚于规章制度；另一种是真心追求“无所事事”，结果都是放弃自由。无创造性的事情是重复的事务，按部就班的琐事（所谓routine），这样的行动只能占有“时间”，而不能形成“历史”，或者说只是“事务”而不是“故事”，通常所说的虚渡光阴，大概如此。人的生活本意不是准备这样度过日子的，自由不是用来混过时间的，自由的价值就在于用来把“时间”变成“历史”，而人也只有当他把属于他的时间变成历史，这个人才存在（to exists rather than to be）——在历史中的存在才是存在，如果存在没有历史性就只不过是自然存在，正如通常说的“行尸走肉”。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不是作为社会历史的那个大历史，而是作为个人生活的自己的历史，从个人的角度看，历史/生活/存在是同一件事情，而自由的意义就在于把历史/生活/存在做成同一件事情，否则要自由有什么用呢？因此，自由必须投入在创造性的生活中才真正成为现实，否则永远是抽象的可能性。高度程序化的现代性极其危险之处就在于用非惩罚性的方式(所以不太令人反感)去对人进行重新生产，把人标准化，使人变成产品，从而剥夺创造权而阻止自由真正成为现实。 

6．结论 

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分是坏的区分，而且没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必要。但是我们可以承认自由有着一个内在的互动结构，自由的两种意图，即摆脱控制和自作主张，实际上是同一个事情的两面，而且它们互为条件。 
自由问题不能简化为政治自由。单独地讨论政治自由是不成立的。没有一种自由可以称作政治自由。任何一种自由都同时是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应该说是整个生活画面的。因此，自由不可以仅仅表达为各种权利，而必须同时表达为“权利/权力”。 
从根本上说，自由是一种由可以通达的可能生活所定义的存在论状态。一个以自由为最高目的之社会是坏的社会，因为它不承认高于任何自私欲望和个人偏好的伟大理想、生活品质和高贵精神。只要把个人自由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目的，就逻辑地蕴涵了任何堕落生活选择的合法性。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自由只能是必要手段，而不能是目的。目的只能是某种美好的生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