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地说，是“教训”，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决定我们的行为”的“实践原则”[10]；依牟宗三先生的诠释，则是“凡是以启发人之理性并指导人实践以纯洁化人之生命而至其极者为教。哲学若非只纯技术而且亦有别于科学，则哲学亦是教。”[11]牟氏这里所说的“教”，既是“启发人之理性并指导”实践的“原则”，又是有别于科学的哲学，而“纯洁化人之生命而至其极”，就是本文所谓的成己成人（还包括成物），这当然是且只能是在实践中来实现。这一过程便是“成德”。“成德”的最高境界或是“圣人”（儒家）、或是“真人”（道家）、或是“佛”（佛家）。特别是对于儒家来说，“成德”之“教”是“内圣”之“学”。其宗旨是个人通过对“仁”的领悟和实践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达到最高的境界为“圣人”。次而为“君子”，这叫“正身”、“修身”而“成己”，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从亲到疏，以至于全天下的人，不仅以“仁”道标准来要求和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同样以之来要求和衡定其他人的行为，最终养成“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人格，让全天下的行为都符合、至少基本上符合“礼”的标准与要求，──“礼”是“仁”的体现，这样，天下就可以实现“圣德之治”。在这里，儒家讲的“正身”、“修身”，对“仁”的践履，不仅是个人的道德实践，而且意指超越的实践，因为儒家讲“内圣”之学的同时，也强调了要由“内圣”开出“外王”的一面，就是《大学》里讲的“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治国平天下”是实践“仁”政“王道”，而不是非“仁”政的“霸道”，所以说是“圣德之治”，是天下“大同”，而且儒家希望通过它们以实现“万世太平”的盛世。就其最高境界而言，便是到达了“参赞化育”或“与天地同流”的最高实践形态，并永远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刚健精神在宇宙大化中流行不已。人的全幅生命价值或意义由此而展现出来。因此“践仁成圣”的行为“实为天命、天道的一个‘印证’(Verification)”。[12]在自觉地积极地实践中上升到这一境界的高度的人就是“圣人”或“圣王”，自觉地积极地践履并达到了这一实践形态的高度，就是超越的实践。在此可以看出，对儒家而言，道德的实践蕴涵着社会化的规模实践（注意：社会化的规模实践并不丧失其道德价值目标──“圣德之治”），而且在本质上仍然是道德实践（因为在本质上被道德实践所规定），超越的实践却是道德实践的极限发展，也就是道德的最高的圆满形态。实践功能的“成物”作用，一般仅在社会化的规模实践中见之，诸如利用原生，实行耕作（生产），从事科学实验，发明器物，发展贸易，创立制度，制定法律……等等，即从事所谓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感性活动以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其实，在超越的实践中，实践功能的成物作用才得到了最充分而完满的体现，因为它超越了人事和社会的限制，形成了成己、成人、成物的“三位一体”的统一，实践的主体不仅深切体会到且在亲身的践履中实现着《易·系辞》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精神，实践的主体与宇宙高度统一，正如《易·乾·文言》所描述的“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对此，牟宗三先生曾有一精彩而妥切的诠释可供引徵：“可知要成为‘大人’，必要与天地合德，那就是说，个人生命应与宇宙生命取得本质上的融合无间（或说和合Conciliation）。天地之德当然是……‘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所表示的创生不息的本质。大人与天地合德，就是说要与天地同有创生不已的本质。用今日的语言解释，就是要正视自己的生命，经常保持生命不‘物化’（Materalization），不物化的生命才是真实的生命，因为他表现了‘生’的特质。此生命当然是精神生命，不是自然生命，而是好比耶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中的生命。‘大人’又要‘与鬼神合其吉凶’，说明了大人的生命，应与宇宙的幽明两面都能做到息息相通的境界。换句话说，便是人生的幽明两面应与宇宙的幽明两面互相感通而配合。……所谓‘大人’，须与全幅生命与宇宙打成一片。”[13]因此，实践的主体（“大人”）摆脱了“自然”的束缚，真正达到了“自由”的境界。可以说，追求超越的实践才是哲学的最高的，才真正体现了哲学的本意。哲学的实践功能和作用尽皆在此超越的实践中表现出来。

五、实践的话语转换

超越的实践虽然是极限的实践或实践的极限，但它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实践理想。就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泛滥而实践之道德品格失落的现代社会而言，超越的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要有共同而明确的认识和得当的阐释，那么超越的实践就可以从个人（儒家、宗教徒）或集团（儒教团体、宗教团体）的“范式”中解放出来，变成全人类实践的共同“范式”。人类的实践再也不能或诠释为对自然的征服、掠夺和无穷无尽的索取，再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或诠释为个人之间、党派之间与地区之间的权力斗争或“阶级斗争”；应该是在这些“征服”和“斗争”的话语（在向新的话语转换）中消失，应该是在宇宙的和平、世界的和平，──人与人、社会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的和谐或和合这些“和平”、“和谐”或“和合”的话语中存在，这正是中国哲学家怀抱的“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当然，不排斥其中会有内在的紧张、对立、甚至冲突，但恰恰是要以非对抗的非暴力的实践手段来进行调解，以避免冲突和毁灭“和平”与“和谐”。就是说，哲学的实践需要实现话语转换，这是日趋高度文明的时代精神的要求。 所以，&127;超越的实践不啻对当今的工业化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而尤其是对“后工业化”社会、“后现代”社会具有非常深远和重要的意义，值得大力提倡和发扬。只有在对“实践”活动的全面而深刻的理解中，哲学的实践功能与作用才能得到全幅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