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清朝“礼仪之争”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内部关于中西宗教哲学思想的差异的研究，无关乎中土宗教和国家事务。争议并非止于“礼仪”，而是涉及到中西哲学与宗教思想。中国文化停留在自然崇拜上。中国的天乃自然天象。中国礼仪中的“礼仪”二字本身蕴含着皇帝与臣民的不平等(礼不下庶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类历史事务的主宰者，在历史事件中启示自己。历史与自然的两橛乃是西方上帝与中国天神自然崇拜的区别。自然界服从铁的法则，故崇尚强制；人类历史是自由的领域。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故崇尚自由争论。处在自然必然性束缚之下的中国宗教祭孔祀祖，受自然律约束。中国宗教缺乏自由争论的精神，西方神学与哲学却是自由争论的领域。对这一争论的历史研究应当着眼于对中西宗教思想的差异的揭示，而不是达到两者的无差别的合一。本文旨在说明应在“礼仪之争”的“争”字上做文章，在“争”字上下功夫，在“争”字上动脑筋。宗教与哲学上的自由争论是社会与学术进步的杠杆。似乎礼仪上的是非本身并非十分重要。争论的精神是怀疑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平等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中国社会至今仍香火不断地祭祖祀天风水正浓，鬼神之泛滥使人难以责难“礼仪之争”中的西方传教士。看来300年前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 

[关键词] 平等 自由 争论 宽容 礼仪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始终存在着民族主义（即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即普遍主义）之间的张力。《新约圣经》比《旧约圣经》包括的地域广袤——从耶路撒冷起以迄罗马，具有广阔的世界性，并且吸纳了当时各类思潮。当然，《旧约》里也有世界主义，例如雅赫维不仅是以色列民族的神，他让亚述兴起惩罚以色列，显然超越了民族范围。上帝是唯一的、绝对的，这和中国杂乱众多的家族行业饮食神灵不同。这当然不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的观念，也没有什么祭祖扫墓焚香燃烛引燃山火的事。全人类共同起源的观念现今被科学证明是对的。但国人宁愿接受自己华夏一族独立起源论。《旧约》的《马拉基书》看上去是民族主义，但也包含了世界主义：“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但是拉比犹太教的确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新约》则不像犹太人那样和罗马对立，反而把自己的思想渗透到罗马：拯救全人类！（这分明就是解放全人类）。公元66年，犹太人开始推行民族主义，这使它和基督教对立。上帝的概念不仅属于以色列，而且属于全世界。《但以理书》也是以世界为舞台，《新约》与此一脉相承。《新约》的世界，从埃塞俄比亚到波斯，比中华九州的概念要广，不仅仅是四海之内的王土王臣。这里没有“严夷夏之防”的概念。这使我想到国内目前民族沙文主义太嚣张：尊孔读经，开办私塾，鼓吹汉语统一天下，反对西历纪元，反对学习英语，鼓吹农历自然经济节日。有人连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也抛弃批判。有人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天经地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排外和无法治闻名于世的，烧杀抢掠，对外界一无所知。这不是什么自我觉醒，而乃自我麻痹，大概我们应当从基督教中学习一点什么 
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曾发生过基督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封建礼俗的冲突和争论。这是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的较早一次认真省思，也是对中国陈旧陋俗的一次抨击。这一争议具有深刻的文化与宗教意义。假如能循正常途径，由基督教传教士及信徒或学者自由争论，这一“礼仪”问题之争将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和撞击，对中国陈陈相因的旧传统未尝不是针砭。然而由于中国皇帝对理论及神学讨论采取简单化的、横竖看不惯的态度，中国朝廷竟以“禁教”了事。自今观之，这已经是对宗教信仰自由及教义的自由辩论的藐视与无知。“礼仪之争”在中国一方乃是封建文化与狭隘民族宗教对具有人类眼光的世界宗教的反抗。中国皇帝乐于以个人独断的方式处理问题，缺乏传教士内部的民主争论及会议讨论。中国皇帝的金口玉言往往免去了知识分子的争论，而西方传教士则以争鸣与讨论为理所当然。后人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不少是从非学术观点出发的。对这一有益争论的种种非难，实出于当代人对自由的学术争论不甚习惯。今人以为由权威理论机关发布终极答案是最便当易行的事，因而对学术、信仰上的争论加以扼杀。今人对于这段公案的研究，断不可囿于流俗的见解，当从21世纪信仰自由、个人权利与学术尊严的角度出发。 
清朝“礼仪之争”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内部关于中西宗教哲学思想的差异的研究，无关乎中土宗教和国家事务。争议并非止于“礼仪”，而是涉及到中西哲学与宗教思想。中国文化停留在自然崇拜上。中国的天乃自然天象。中国礼仪中的“礼仪”二字本身蕴含着皇帝与臣民的不平等(礼不下庶人)。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类历史事务的主宰者，在历史事件中启示自己。历史与自然的两橛乃是西方上帝与中国天神自然崇拜的区别。自然界服从铁的法则，故崇尚强制；人类历史是自由的领域。基督教是历史的宗教，故崇尚自由争论。处在自然必然性束缚之下的中国宗教祭孔祀祖，受自然律约束。中国宗教缺乏自由争论的精神，西方神学与哲学却是自由争论的领域。对这一争论的历史研究应当着眼于对中西宗教思想的差异的揭示，而不是达到两者的无差别的合一。本文旨在说明应在“礼仪之争”的“争”字上做文章，在“争”字上下功夫，在“争”字上动脑筋。宗教与哲学上的自由争论是社会与学术进步的杠杆。似乎礼仪上的是非本身并非十分重要。争论的精神是怀疑的精神、探索的精神、平等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中国社会至今仍香火不断地祭祖祀天风水正浓，鬼神之泛滥使人难以责难“礼仪之争”中的西方传教士。看来300年前的争论还要继续下去。 

一、西方传教士的自由争论进入华夏古国 
明末清初“礼仪之争”早于“五四运动”约300年对中国传统宗教崇拜礼仪和道德发出挑战。后来中国一班复古派重新祭拜孔子的灵位，胡诌什么隋唐元明的“国子监”就是后来的大学。他们说，算来北京大学已有二千年历史。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这个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已被废除的封建皇家或私塾教育机构竟与现代大学接轨！他们又说，南京的成贤街的国子监蜕变成后来的东南大学！早已被“五四”废弃、被鲁迅痛斥的“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竟被说成是在历史混乱局面中维系了孔孟仁义的好东西。有人更说，成贤街是首善之区的宏业。 我难以相信，生活在北京的人，怎么就是首善之区的臣民！ 
耶稣会士初来华土，迁就中国文化习俗。起初无争无讼。1623年多明我会士与方济各会士来华，认为中国礼仪是迷信，反对耶稣会士的传教方针。这一“礼仪之争”在欧洲延续一百年，足见西方人重哲学探讨达何种程度。因此，严格说来，“中国礼仪之争”是“欧洲‘中国礼仪’之争”。起初，北京全然不知罗马和巴黎的争论。 关于“礼仪之争”的性质，朱静先生说：“中国礼仪之争实质上是遵循独一性、排他性的基督教教义的天主教无法容忍折衷、宽容为宗旨的中国宗教，中国礼仪之争可以说是中西两种宗教文化接触时发生的碰撞。”在这一次冲撞中，中国完全是被动的。不过朱先生竟然夸赞中国人生观是折衷、宽容。宽容是近代西方先进思想，而折衷则是传统中国文化的败笔。显然，独一性的上帝维护了基督教的纯真，而折衷则违背了基督教教义。理一分殊。基督教信仰既有一、理，也有殊、分。看来朱先生也认为，对“礼仪之争”不能一笔抹煞。就争论的双方的执着追求真理的精神而言，他们的态度是可钦佩的。总之，中国皇帝禁教，禁止争论，是不可取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说：17世纪在中国宗教问题上发生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