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一定要争出你死我活，用“正统”的思想去压倒、战胜“西风”，这我不赞成。百鸟婉转，赏心悦耳，这就够了。难道一定要分出高下压倒对方？ 
西方文化的重要传统之一是把政治与宗教、皇权与教权严格区分开来。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截然分明。中国人则不。在中国人眼中，教皇也是皇帝（然而这是翻译的问题），因而在中国，宗教事务常常也是国务活动的一部分。皇帝设立管理宗教事务的部门乃题中之义，皇帝干预宗教争论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因为中国朝廷自觉其基座不稳，总以为有人谋篡。事实上，中国朝代更迭，宫廷政变屡有发生，故而在中国，举凡宗教、文化、诗歌、戏剧、小说、舞蹈，都有可能“跳”出政治旋律或音符。《圣朝破邪集》云：“据彼云，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统万国之权……一国而二主也。……一旦变易其经常，即如我皇上亦可为其所统御，而轮贡献也？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  显然，中国人误以为教皇是“皇帝”或“国王”。这里，我们看到了对“礼仪之争”的最好脚注。在中国，宗教事务乃政治事务的一部分。韩国学者李宽淑说：“教会内部的分歧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去请求异教皇帝去裁定，是故意扩大事态，蔑视教廷。（耶稣会）这种挑拨性的论调发挥了极坏的作用。” 
三、欧洲社会对争论趋之若鹜 
历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使欧洲人士注意到中国民间宗教与基督教神学之异同。欧洲知识界，包括宗教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转而注意中国问题。戈尔狄在《中国学书目》中开列的欧洲关于此次争论的书目多达262种，未出版的日记、文书有几百种。许多反对耶稣会士的西方学者都十分珍爱中国哲学思想（但中国“礼仪”是例外）。朱谦之说，这“实即中国思想输入欧洲之一个良好的时机”，“给欧洲思想界以一大刺激。” 与此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对“礼仪之争”却缺乏有力的著作和文章。另一个显著对比是，中国哲学传入欧洲，是西方学者主动引进的，而西学初传中国，则是传教士输入的，中国人多加拒斥。值得注意的是，对这次争论，中国皇帝虽然介入，但中国知识界却很少发表评论，并且这个争论在欧洲引起的反响比在中国还要巨大。“礼仪之争”在欧洲激发了“中国儒家思想研究风潮”，进而发展成为对中国百家学说的探讨。法国耶稣会从1702年起，连续70余年刊行“耶稣会通讯集”，成为传播中国思想的工具。在英国发行的“学术提要”，也经常刊登主教们的争论。相比之下，在中国则冷冷清清，一人独“鸣”。“礼仪之争”在中国国内由皇帝一人拍案定夺。而在欧洲，这一争论绝非毫无意义。它演变为一场学术争论。欧洲文化人由此开展了一次学术讨论。这里，没有“西、东”、“欧、中”之分，只有文化兴趣。“礼仪之争”在欧洲叫“中国问题”。达百年之久的争论使欧洲知识界注意到中国古代信仰与基督教神学之异同。不少欧洲宗教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都集中注意力研究“中国问题”。在宗教研究方面，除耶稣会士外，其他神学家都着眼于儒学与基督教的异同。 
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封建王朝）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说得多么形象！仿佛预知一遇外界空气就会解体那样，清王朝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从他自己一方面来理解，是非常明智的。中国传统社会不重争论，而在地球的另一边的欧洲，学术讨论则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国皇帝管辖范围之外的欧洲，不通汉书的洋人津津乐道中国文化。他们不通汉书，却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一大批汉学家出现了。与此相反，对“礼仪之争”，中国的文化人却出奇地冷静，讳莫如深。这是因为，一切都由皇帝解决了。康熙皇帝早就决定了理论是非，中国士人无须动脑筋争论。在中国皇帝看来，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与自由探讨只能带来“混乱”，一人决断乃是正常的。“各抒己见”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欧洲人自古希腊起就适应了论辩的传统。他们追求真理的执着令人起敬。“礼仪之争”不是欧洲人与中国人争论，而是西方人自己在争论，中国人则认为是“内讧”。在欧洲，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恰恰是从耶稣会士的介绍中看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不可混淆，而不是如同耶稣会士那样将二者等量齐观。学术争鸣给欧洲带来的好处大于中国。在看到二者差异的人中，有些人转而仰慕中国文化（如伏尔泰），有些人却攻击中国哲学（如马勒伯朗士）。然而，恰恰是这些“站在大门外议论人家家里事”（康熙语）的人确有真知灼见。哲学家们也认为孔子的学说与基督教不同，不过他们不是以此为出发点去否定孔子的学说，而是以孔学作为启蒙运动的旗帜，实行“全盘东化”。因此，在宗教活动家方面，大多数人反对耶稣会士，而在哲学家方面（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大都为耶稣会士辩护。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如果立足于“求异”，即指出二者的差异，进而改造、重塑既有文化，或许对民族更有益。 
德国的赫尔德在《中华帝国的基督化》中称赞耶稣会士说：“为了这场‘礼仪之争’，罗马教廷多少次地召集主教会议（会议！外国人总那么集思广益！），中国朝廷有多少次地密谋（密谋！多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一切事理都源于孩子般的顺服！……他们的所有文字、格言、所有的经典、所有的家庭内部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统统都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那种厮守于自己的土地，受祖宗遗留下来的传统束缚，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种情况或许还将千百年地存在下去。”  受祖宗遗传束缚的古代中国人唯上、唯书、唯古，不知争论。他还说：“在中国，罗马人自然敌不过那古老永恒的帝国传统。罗马教皇的权力敌不过中华帝国皇帝这位天子的威力。皇帝的寥寥数笔诏书就了结了这场官司……在中国，就享有自由而论，基督徒不及犹太人和穆斯林。”  然而，这同一个赫尔德在《中国》一文中又说：“（中国）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这一观点正合吾意。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争论，故技术、商业进步不大。中国的农耕民居仍停留在秦砖汉瓦时代，几乎没有进步，近代改革开放才解放了农民吃饭问题。他又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比如同解放前比，同17年比，同“文革”时比，同几千年前比——本文作者注），这是地球上一个闭塞的民族。” 我认为闭塞的显著特点是缺乏竞争和争论。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对中国的宗教评价不那么高。他说：“中国人在大家长的专制政体下并不需要和‘最高的存在’有这样的联系，因为这样的联系已经包罗在教育、道德和礼制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和行政当中了。天子是一国之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结果，宗教在中国简直是‘国教’。……我们所谓的宗教……人们便从他和国家的关系中抽身而出。终究能够在这种退隐中使得他自己从世俗政府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但是在中国……宗教并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因为真正的信仰只有潜退自修的个人……才能具有。在中国，个人……是依赖自然界中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黑格尔说，因此，天只是‘自然’的意义。他说：“耶稣会士顺从了中国的称呼，把基督教的上帝叫做‘天’，但他们便被其他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