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足以使我们心神不安。”“礼仪之争”是在“中国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发生的。林金水先生说：“儒家敬天畏天与天主教钦崇天主，实际上是两码事，前者是对自然神的崇拜，后者是对位格神（按，即人格神）的崇拜。” 我以为这说法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中国人至今斥责“礼仪之争”是淆乱是非。但欧洲人却认为这是中学输入西方的极好时机。“礼仪之争”与其说是关于西方天主教如何传入中国，不如说是关系到中国学说如何进入西方的问题。西方哲人爱争论，中国皇帝平息群喙。“礼仪之争”是两种文化接触时的必然结果。这是学术界目前的共同声音，学术界一般不认为这是西方传教士“勾心斗角”。在当时，这次争论对中国学术没有触动，但却是欧洲思想进步的催化剂。 
基督教入华对中国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混沌不分的文化提出批评。我们很难相信“以民为本”就是古代中国的“以人为本”的人权。“以人为本”断乎不同于“以民为本”。中国古代“民为邦本”，是说自然状态的“民”是根本，即自然状态的未脱离必然性的混沌未分的未走上自由的“民”（而不是人）被皇帝当作“本”（民为邦本的“为”的主动者是谁？谁以民“为”本？）。中国古代重山水画、花鸟画，而不重人物画；重田园诗、花间词，而不重人的主体性。人，遥不可及的小小的人，被点缀在湖光山色之中，没有透视，没有远近之分。花间词的主题是绮情闺怨，反映的是晚唐五代的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与近代的文艺复兴的人的解放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天人合一中的“人”尚未脱离自然的襁褓，人缺乏主体性。基督教的上帝却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历史的主宰，是人的主体性的保证。我以为基督教的上帝是人的上帝，而不是自然的上帝，是个人的上帝，而不是国家的上帝。个人灵魂单独与上帝沟通。这上帝对中国传统宗教是一种批判。“礼仪之争”是对中国祭天拜地的旧礼仪的冲击——这礼仪仍在流行。 
中国传统宗教礼仪仍停留在自然崇拜和人身依附上，缺乏基督教对超自然的历史中（超自然而不是超历史）的上帝的崇拜，难免对皇帝、皇权、族权的神化和个人崇拜。基督教传到中国，就夹杂了皇权崇拜——康熙在教堂信手涂鸦地题词，以为在教堂里可以搞个人崇拜（可参看李天纲书）。他又把中国天人合一的苍苍有形之天当作崇拜的对象，表明一个农业宗法社会的宗教对自然力量的恐惧与服从。传教士有关“礼仪之争”则表明对中西宗教的差异的辨明和辨析。西方哲学重分析与分别，我们应当学会分析。这种宗教学术自由问题断不可以由中国皇帝禁绝讨论。 
“礼仪之争”在中国成了拒绝西方文明的借口，然而却成了欧洲人吸收中国思想的一个极好机会。览此一段历史，今天中国士子可以过一回“自大瘾”了，可以借外国人之口，大大地夸奖一下自己祖先的“文明”。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时（以及现在）大量向西方译介中国经书的，恰恰是西方人，而不是中国人。正像当时向中国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西方学者一样。个中奥妙，雍正皇帝一语道破。他对西方传教士下“逐客令”时说：“试思苟我遣和尚喇嘛到贵国宣传彼等之教，尔等将何谓乎？”雍正对宗教文化之交流感到茫然。他误以为西方传教士是国王、皇帝、政府派出的。他不了解传教士的自我献身精神。他不知道，如果东方佛教徒到西方弘扬佛法，那也是会受到欢迎的。今日之美国甚至建有中国道教观庵，就是证明。雍正的意思是，我们不去，你们也别来。宗教也好，哲学也好，足以成为“敌人”危害中国王朝的工具。大家最好相安无事，老死不相往来。 
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和近代思想发展已经彻底否定了中国的旧“礼仪”（含天人观、孔子观）。然而不少文化人，尤其是宗教学者，却出于对罗马教廷及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先入为主的偏见，刻意维护本土礼教，美化康熙、雍正诸帝的禁教行为。中国丧葬、祭祖、祀天等“礼仪”究竟是一种宗教，还是一种社会生活习俗，这并不重要，因为仪节与宗教互相包含，断难一分为二。问题在于，即使是一种社会生活，它也可能同纯正基督教信仰存在着矛盾（如纳妾、缠脚、冥婚）。我们中华大帝国有高度发达的科技、杂技，可以镂空鸡蛋画万里河山图，当代人喜欢画百匹骏马。我们的舞蹈、杂技，堪称世界一流，破解哥德巴赫猜想亦如探囊取物，指日可待，皇冠明珠非我莫属。但也得承认，论到哲学、神学、宗教、美学、伦理学，咱们的确不及西方各国。老老实实地迎接传教士，乃是一种美德。造成排外状况的原因是，中国的皇帝佬儿什么都管。据说连马桶这事他也管——大概马桶的大小不能超出规矩。这样做的结果是：民间建筑不敢逾矩，不敢僭越，因而断无卢浮宫、巴黎圣母院那样的建筑。皇帝管“礼仪”，这是孔夫子以来重视“礼仪”的延续。然而持马克思主义枪法的学者们怎么忽然匍伏在皇帝脚下？ 
几百年来，关于“礼仪之争”的论述汗牛充栋。尽管中文论述大大少于西文论述，尽管中国文人要与皇帝同步，无须动脑筋来论证中国皇帝之禁教行为的合法性（中国旧制的合法性从未遇到危机，只有农民战争时期是例外，但农战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不触动旧制），但为尊者讳的中国文化人仍千人一腔地为“礼仪之争”中中国皇帝帮腔。他们采取现代立场，立时把皇帝佬儿打扮成现代国家主权代表。他们用现代“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诠释皇室的大一统主义。一个封闭僵化的封建帝国成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学者们在饱经政治苦头之后，果然身手不凡，他们的刹手锏好生了得。 
历史的发展已经革除了中国传统祭天、敬祖、尊孔的陋俗与迷信。今日中国似又有迷雾重来之势。学人对此不可不察。人类同祖同源，但中国人却总强调自己是“异禀”，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得天独厚，与众不同。人类而今上太空，但我们仍悲情萦绕，仍到大槐树下寻根。中西人类原来同出一源，但由于几千年的封闭，中国文化始终未能摆脱五德终始的自然循环，至今汉语仍是方块与象形，未能如同欧洲那样从象形文字进入拼音文字。中国文化未进入自由的历史领域。因而，基督教断难与原始中国自然崇拜的天人合一的混沌文化结合。天人相分，即人走出自然状态，乃是一次进步。基督教应当发挥它对中国文化的提升、改造功能。“汉语神学”、“本土神学”及基督教中国化乃是牺牲基督教，使之俯就中国文化。清初“礼仪之争”的实质是：中国皇帝力图建立中国本色的基督教，而争论的另一方则力图保持基督教原色，重铸和提升中国文化。假如按基督教的思想行事，今日中国民间社会的丧葬祭礼、封建迷信可能会少得多。传统中国社会鬼魅横行，至今，摩天大楼、风驰电掣的汽车的表象下，仍有冥钱纸灰飞舞，仍是陈旧的信念与思想。西方人用上帝约束他们的国王，中国人用皇帝代替上帝。“礼仪之争”的实质是：崇拜上帝还是崇拜皇帝？这皇帝岂是替“天”行道的自然的化身的真命“天”子？天人合一的实质是大自然即老“天”与皇帝权力合一，君权神授，皇帝代“天”行令。我们今天有人仍指斥“礼仪之争”对中国传统帝王文化的掊击，令人匪夷所思。试看连烟酒都是芙蓉“王”、月兔“王”、白沙“王”，还有“王”朝大酒店、“御”膳酒楼、“皇”家时装公司！电视机不停播放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大汉天子。中国人连打扑克都讲“进贡”。国民浓郁的帝王情对法制和民主有何裨益？君恩似海，臣节如山的思想牢笼着人民。也许我们对“礼仪”还得争论下去。 

二、中国平息群喙，百鸟压音 
康熙帝视中国文化甚高。他未见过也不喜欢宗教家们的执着与争执，独断朝纲、拍板定谳，不喜欢妄诞议论、各出己见。康熙59年他发布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