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教派控到了教皇那里。”黑格尔并指出，中国宗教中的“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通常与皇帝本人有关。如说“真命天子”。西方的国王断无“君权神授”、“替天行道”一理。“中国宗教还有以人事影响天然的那种巫术的成分，就是认为人的行为绝对地决定了事情的途径。” 中国的人治源于此。他认为中国人没有“精神性”。黑格尔认为宗教应当是精神退回到自身之内，专事想象它自己的主要性质，它自己最内在的存在！因而，中国皇帝还操持“天”的各种职责。皇帝成了皇天后土的立法者。在中国，神灵的庙宇多得不可胜数。“这种情形是由于缺乏内在的独立性而起，结果，便造成了和‘精神’自由恰巧相反的势力。”黑格尔的结论是：“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没有精神性。”  总之，中国人的迷信是极深的，西洋传教士深深触动了中国礼教，未尝不有益于中国。缺乏精神性有时也缺乏争鸣的勇气。 
谢和耐这样理解中国人的“天”：敬天乃国家事务一部分，“基督教的信仰关系到一种人格的和超越宇宙的纯精神的上帝，相信在人类不能把握本身命运的下界与全然不可同日而语的‘彼岸世界’之间是对立的。相形之下，中国人的天是一个融俗事与宗教为一体的概念。而对基督徒来说，‘天’字纯粹是上帝与天使以及天国及其选民的隐喻，不象中国人那样，含有多重意思：既是神灵的，又是自然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宇宙的。”  中西对比应当立足于求异，而不是存异。 
传教士们为了一个良心上的问题争执不休。这种探求真理的精神委实可敬。康熙、雍正简单禁教，固然进入了“后宗派时期”，但也从此没有了探求真理的热忱。据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归根到底是“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争鸣，而“无产阶级香花”又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毒草”生长，因而结果便只能是“无产阶级”一家独鸣。宗派纷争好，还是一人独鸣好？中国基督教新教原本是教派林立的，后来成了“一种”宗教（与天主教、道教、佛教并峙的独立一教）。宗教从宽容变得不宽容。爱的宗教成了“恨”的宗教。爱是爱自己，而不是爱别人。宗教居然也倡“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使人有点纳罕。“礼仪之争”贵在“争”。争论的精神渗透到华夏文化中。“争”是社会文化的动力，百舸争流、百鸟争春、百兽争雄。 
三百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礼仪之争”，在现代中国重新受人注目，是因为开放的中国的确再次碰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差异。近年中国学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几百年前学者的冷漠及几十年前的僵化思维有所不同。李天纲先生专著《中国礼仪之争》是这方面的翘楚。他一扫上世纪60-80年代的沉闷和浮泛空气，把“礼仪之争”当作历史文化学术问题详细挖掘整理。近年来国门大开，开放的概念不止是经济的，更包括文化宗教。关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最近几年比较显著的译著有：[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其中第19、20、21章讨论“中国礼仪之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下），钱林森译，就是同一本书不同译本。艾田蒲即安田朴）；[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其中第七章为“中国礼仪之争”）。其它讨论“礼仪之争”的著作尚有很多。 
李天纲先生似有一段论述较公允：“有资料表明，在康熙朝，汉族官员比满族官员更排斥天主教。这其中有汉人面对‘西学’必须维护汉族文化尊严的因素，也有汉官在朝廷内与西方人争宠的因素。”  汉人虽亡于清，但“威风”不减。中国有句成语叫“汉官威仪”，原指汉代朝廷官吏的服饰制度，后指汉族人的服饰制度。这都是不可破除的。清朝吴趼人专谈“汉官威仪”云：“上海之谈逐满者，动言僧道衣服，尚似汉制；一入剧场，则汉官威仪，历历在目云。其心醉汉官威仪，力图光复，已于言表见之。”然而满族统治者也热衷于维护“汉官威仪”，即“旧礼仪”。礼仪与中国的礼教不可分。李天纲先生有一段话也值得玩味：“康熙开始并不想排教，只是想用自己的权威保全中国礼仪和天子的体面。他酝酿的重大计划是：把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天主教会收为国有，办法是让所有在华的传教士效忠于他自己，并脱离与罗马梵蒂冈的关系。” 把天主教“收归国有”，变为民族宗教，使之为皇室服务。可这样一来，就没有天主教（大而公）而只有中国的什么特殊“宗教”了。拜天祭地，那基督教又回到自然崇拜和自然宗教了。 

四、“礼仪之争”与20世纪中国学术争论 
“礼仪之争”乃中西文化的一次冲突和较量。古老封闭的华夏迷信文化第一次受到触动。这对中国人除旧布新未尝不是有益的。“礼仪之争”真正触动了封建主义文化的精髓，它也严重威胁到江河日下的皇权政治。我们今天的文化人对“礼仪之争”并不心存疑惧。一切图谋革新的人士，会把基督教看作是对中国百年老病的诊治。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其锋芒所向，是包括全部文化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体系。陈独秀将孔教、国粹、礼法、旧伦理（忠、孝、节）、旧政治（特权）、旧人治、旧宗教（鬼、神）、旧文学、旧艺术（中国戏）都包举在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首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其次反对禁锢人们意志的封建道德，视封建道德为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陈独秀猛烈抨击“儒者三纲之说”，批判忠、孝、节。对封建道德和迷信的批判启发了民智，使个性得到张扬。然而，这一反封建任务，早在康熙年代西方传教士所掀起的“礼仪之争”中，就已经得到昭示。传教士碰了一下一向被认为“神圣”的纲常名教。传教士的批评所指，主要是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东西，是“肿毒”和“老病”，而不是中国文化“精粹”。传教士对中国尊孔、祭天、祀祖的旧礼法的触动，虽不带有反封建的动机，但毕竟敢于藐视它，“太岁头上动土”，使封建文化得到触动。在旧中国，人们只讲“礼”，而不讲“理”，不重视理性、逻辑，只讲特权、皇权、阶级权，不讲一般意义上的“人权”。实际上，基督教对人的理解，既不是阶级的，也不是家族伦理的，乃一切圆颅方趾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挑战了中国的特权和皇帝的主权。用基督教挑战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一剂良药。 
“五四”时期是中国学术百家争春、万象更新的时代。学术自由的实质是尚新求异、独辟蹊径。1922年，钱玄同曾发出这样沉痛而激烈的呼唤：“你们既做教徒，我要请你们千万不要再拜那宗法遗毒的祖宗牌位了，千万不要再拜那主张忠孝的孔丘！千万不要再拜那杀人魔王关羽和尽忠报国的岳飞（此外如拜灶君、拜土地、拜兔儿爷、拜吕纯阳、拜济颠僧，……这种蒙昧下愚的举动，我想基督徒决不至于干出来的。）有人说，基督教徒既做了民国的官，就应当服从民国的法律，就应该祀祖祀岳。这是什么话？请问民国的约法上曾经规定要祀孔祀关岳吗？”  土地、灶君均与自然有关。宗法宗教实行“祖宗之法不可违”，不鼓励创新。周作人也说：“我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我想最好便是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点同化，以至变成一个穿西装的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与天地人三界有关，是自然界的统治者。张东荪说：“我觉得中国不提倡宗教则已，如其必须提倡宗教，恐怕孔、佛、耶三大宗教比较起来还是耶教适宜些……耶教或许有许多地方可以矫正中国的习惯。”  陈独秀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最可怕的是，现在政客先生们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