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自然宇宙等宏大视野中为疾病定位，避免使之简单地误置为个人自己的问题与事情，它引导人们去发现，在个人身上发生的疾病，从来就不归属并终结于个人，而是关涉这个全体的宇宙的每一个存在者，因而，个人的修身，将自己保持在健康的状态，是他真诚地对待自身，也是负责地对待他人的生命，承负个人的世界责任与宇宙责任的唯一可能的方式。换言之，在真诚地接纳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热爱、敬重与珍视自己的身体更为重要的了。因而，保护自己的身体，全而生之，全而归之，这本身就具有一种深邃而全面的宇宙论意义。与此相应，中医的全面展开，也要求一种制度性的要素，一种文化性的要素，从而对文化过程、社会教化、政治伦理以及每个个人的生活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旦这些要求全面退隐，作为一种文化理想与文化体系的中医才蜕变成一个由职业化的医生来从事的操作型技术。同样，在全息理论中，依然可以看到，在宇宙过程中展现的全息图像一旦放置在人类的社会历史中，就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文－化”的要求，而这种文化要求在中国古典思想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表述。 
在孔子看来，当诗歌达到了“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高度时，也就是抵达即兴即观即群即怨的高度时， 个人内在的情志与道德修身、社会的风俗伦理与教化系统、政治体系、自然宇宙等等，便在诗歌中得以全面打开，并且，在这时诗歌成为铸造命、性、道、教相互通达的文化境域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诗歌，便成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文化理想的直接展现者。所以，孔子的诗学，不是后世所谓的审美的、道德的、艺术的诗学，不是宇文所安所说的作为“欲望的迷宫”的诗学，更不是阿多诺的那个“作为社会的社会对立面”的艺术体系，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理想与文化体系的诗学。当然，在这一诗歌理想中，孔子对诗歌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以至于在王夫之看来，被称为诗仙与诗圣的李白与杜甫也只能仿佛得之而已，而陶渊明呢，则如同那些那退守到美学的、艺术的或文学领域的诗歌一样，更是自身与这一文化理想保持着某种分离。 
这样的诗歌才真正成为“艺”——一种将那种全面而深邃的文化理想当下地展现的“几微”或“技艺”，所谓“六艺”（礼、乐、射、驭、书、数）以及它在后代的扩展形式，例如太极拳、中医、琴、棋、画等等，都是这样的“艺”。与今日意义上渗透生活世界的每个领域的“技”（技术）不同，在“艺”中充满着对场景、情境与质的细节的尊重，以及在一种当下即是的意义上，承负具体性、完整性与丰富性的要求，这一要求将每个个体的生命，尤其是身体作为“艺”的实行者与受用者。在身体（包括心灵与精神）的和谐状态中，“艺”抵达每个个人，也抵达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艺”乃是各正性命的事件当下地发生的一种依托或媒介。 
而“技”呢？它则以量化与抽象，销蚀具体与质的细节，它强化经济、机械与简化的操作性质，以便对所有质性的差异都可以以同一方式机械地从事。所以，在“技”中，文化的理想与丰富完整的存在是一种在操作中必须以量化的方式加以忽略或清除的剩余物。如同从事“艺”的“主体”，通过“艺”来到世界，也来到自身那样，在“技”中，“技”的操作者，脱离了具体的世界，也脱离了具体的身体（自己与他人）。“技”通过规则将自身正当化，而“艺”则是在与文化理想、文化体系的统一性获得存在的正当性，所以，在“游于艺”中，所志之道、所据之德、所依之仁，得以在“艺”境中真正的打开。 
作为“六艺”之一的“礼”（礼仪），正因其将行走坐卧、穿衣吃饭、言辞颜色等都包含在内，所以，它试图在全面而丰富的日常生活中直接地、当下地打开这种文化理想，所以，修身作为一种“文之以礼乐”的活动，就是全面而深入地打开这种文化理想，从而使得我们与生命保持一致、与宇宙保持一致的方式。有学者业已看到：“儒家思想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的代表，成为大传统，在于它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而且是为全社会所遵奉的家庭伦理，成为维系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制度的制度化儒学。陈寅恪说的‘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是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指的即是此义。” 但是现代中国在文化上的困境恰恰表现为礼仪的缺位，也就是在日常的公私生活的整体中当下安顿生命的“艺”业已阙废。由此一“礼艺”的退隐，而导致了取名、服色、饮食、闲居、交际等各个层面上的失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制礼作乐已经是当今时代刻不容缓的大事。 
只有通过“游于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生活才找到其依托，而以“游于艺”的方式，我们接纳的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有他者以及整全的世界。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艺”的真正意义。而一切伟大的“教化”，都将把确立这种当下地抵达上述文化理想的“艺”作为核心，离开“艺”，就会发生“教便只是说理”、说理而其身体无以承载其理的现象。所以，当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逺，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荘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的时候，“教”与“艺”的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展现，所教的是六艺，而六艺则是身体性情的文与化的过程。从这个视角看，被命名为中国之国学的学术体系，也正是在打造那种接纳世界、接纳那个全面深邃的文化理想的过程中刻画自己，换言之，它必须被作为“六艺”之“艺”来对待。马一浮在其《楷定国学名义 国学者六艺之学也》一文中指出： 
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术可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 
马一浮更有《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之文，再次强调这一观点。他特别指出：“讲明六艺不是空言，须求实践。今人日常生活，只是汩没在习气中，不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