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孔之昭”对应的是《中庸》第一章“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它是动而省察的功夫，入德的君子将动察的功夫从“日常”生活扩展到“其唯人之所不见乎”，也就是“己所独知”的“非常”地带，故而能够“内省不疚，无恶于志”，而这正是“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而“相在尔室，不愧屋漏”，则对应第一章“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它意味着静中存养的功夫，它将君子带入“人所不不睹不闻，而己独知之地”。按照朱熹的发现，从“己所不睹不闻之地”到“人所不睹不闻而己独知之地”， 正是“知风之自”的入德君子，由显之微、由近之远的展开，即使在人所不睹不闻而己独知之地，君子犹敬以待之、戒慎恐惧，“则其为己之功益加密矣”， 而君子之道的为己的品质愈来愈不言而喻，正是这种为己的品质，将君子之道保持在“衣锦尚炯，恶其文之著也”的黯然本色中。 
如果说从“己所不睹不闻之地”到“人所不睹不闻而己独知之地”，表明了君子动察之密、静存之固，那么，从“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到“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则表述的是其德日彰之实。如果说在这里德之日彰还表现在君子个人的身体中，那么，从“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君子之道以德性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日彰在政教世界中，在悄无声息、于无声处影响着、滋润着、化育着世界，而就其影响之深远广博，又远远非政教的力量所能比拟。从“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到“德遒如毛”再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中庸》一步一步地将德性的力量引向精密神妙的渊默地带，此时，至德不德，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所以朱熹有言： 
上文所谓不显之徳者，正以其不大声与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为声色乃化民之末务，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则犹有声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显之妙。不若《烝民》之诗所言“徳輶如毛”，则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为谓之毛，则犹有可比者，是亦未尽其妙。不若《文王》之诗所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然后乃为不显之至耳。盖声臭有气无形，在物最为微妙，而犹曰无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显笃恭之妙。 
然而，也正是在寂静渊默之中，那不显之德，反而具有一种更为巨大的生育抚养的力量，其日彰之实，也达到了盛极不可加的极境。《中庸》意在表明，那根源于天命之中、人性深处的德性所具有的不可遏止、不可名状的伟大力量，“于无声处听惊雷”，正是那在无声无臭、渊深静默中的德性，积攒着惊天动地、变易世界的巨大潜能，而一切伟大的文化都是在激发这一德性的力量上确立自己的高度与深度的。而人类所有的文化形式（如政治、教化、伦理、制度等等），如果不尊重这种力量，就会不可避免地被它倾覆。 
因而，最后一章的意义，不仅通过存养省察的尽性之功，“至于命而达于天，缴回首章天命率性之本旨”， 而且，通过天命之性中的“不显之德”的开启，最终回答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什么才是天下（世界、宇宙）之大本？换言之，在《中庸》的脉络中，这一问题也就是，究竟是什么，才是那喜怒哀乐未发之中？ 

四、中庸之道与现代世界：是什么使中国和自身脱离？ 
对“中庸”而言，只有基于“德”与“艺”，一个普通的生命，才能在他的日常生活的当下开启天下，以一个独特个体的存在形式接纳全体，从而承接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文化理想；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人类才能将天地之诚以文化的形式保持下来，文化本身才能与天命相互通达。大自然由于其最高度的复杂要素关联而形成的自然机体，时时刻刻示人以其不可测度的神妙的生生大德，这一大德显示了滋润、生长与培育的天地事业的庄严性、纯粹性与唯一性，但这一以自然方式打开的天地事业，无论以怎么样的方式均不能为人类的作为所模拟、穿透，人类只有在浮华尽去、归于质朴之后，天地之道才得以易简的面貌开放自身。 
一旦一种文化的理想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或此理想不能在文化中展现自身，而将自身悬浮在理念的状态，那么，作为人文的人类文化与作为天文的自然宇宙的脱离，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以至于文化世界本身就会成为人类自身与自然宇宙脱离的方式。在今日，由于这种相互脱离，这种理想已经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残酷与困境的方式出现：艾滋病将所有的个人的、社会的、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文化的等问题在自身那里打开，从而使得自身成为接收世界全体的一个焦点区域，与此相应，世界某一个具体区域的生态、能源、战争等问题，无不将自己表述为世界性的事件。人们不得不被抛向这样的视域：每一个个人、甚至每一个存在者的命运，都同时也是任何一个他者以及宇宙总体的命运。而科学技术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也处处强化着这一视域。在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监狱”中，在福柯、布尔迪厄等所发现的那个由知识、主体、权力、真理、性、癫狂等等相互交错而构成的“场域”中，在德波（Guy Ernest Dobord）所发现的“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中，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件系列作为一个个相互指引的恶性循环的“场域”而出现，以至于给人以这样的感觉，那个“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文化理想，当它蜕变成世界的现实之际，竟然是如此的让人颤栗。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在事实上更接近于《中庸》或中国思想所打开的那个立体的境域性目光，更接近甚至地被推向《中庸》所揭示的存在境况；但也没有那个时代比我们这个时代更加坚定地拒绝“中庸”，将之作为一个文化理想来接纳。由于那场域性逻辑的支配，在当今时代，以至于最为简单的问题都变得高度复杂、难以应付，愈是如此，人类愈是将自己局限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中，从而愈来愈远离那个文化理想。按照《中庸》的逻辑，只有当我们从文化上抵达了那个“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视野，今日那些困扰着人类的相互指引的场域性事件系列才可能变得相对容易与简单；而有在生命抵达简单、质朴、纯粹、真淳的存在状态时，生命才得以从文化上到达那个视野。 
今日那些残酷的场域性事实，那些支配着现代生活的场域性的逻辑，却从相反的层面上表明了，由中庸之道所表述的那个文化理想不是主体基于某种意志与欲望的规划与设定，而恰恰是宇宙自身的秩序与法则，只要我们拒绝将其作为进行着的宇宙的事业来接纳，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处在来自宇宙自身的那种场域性逻辑的困扰中。当然，对于“中庸”而言，当下地抵达天下、个体地接纳全体，并不能作为一个由宇宙已经完成的事实，而必须作为一个由人与宇宙分别进行着的发生的事件来理解，但对人而言，这一事件能否从事与进行，还是一种可能性，因而，在宇宙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发生着的事实的事件，在人那里却必须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来承担、作为一种文化生活的体系来建构。这个文化的理想与体系不断地揭示的，正是宇宙自身的那种内发性的“意图”，自生性的秩序，因而，所谓理想从来就不是一个与实然分离的应该或当然，而是到来中或进行中的实在本身。 
当我们抵达了这个全面深邃、具体而微的文化理想时，对《中庸》的理解本身就不会停留在个人的意见系统中，而是成为从历史深处走向我们的“中庸”在我们这个时代打开自身的方式。在这个时候，对《中庸》的理解，就不会希罕和依傍宗教与神学、形而上学与科学等的词汇、语法与框架，当我们用终极实在、宗教性等等概念来诠释《中庸》时，则充满了对后者的指望与期待，而在中庸的视野中，就会看到，即使是所谓的试验性科学，也不过是“人文”的一种形式，也不能仅仅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