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性分内本自具足一切义理。故六艺之教，不是圣人安排出来，实是性分中本具之理。” 在《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中，马一浮进而将西方自然科学也纳入“六艺”的范畴加以理解。虽然我们不能同意自然科学就是易学的分支的意见，但不同的科学是否可以作为“艺”来从事，却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它自始至终就是人文的一种，以文而化人，是科学的原初理想。在西方的历史上，科学曾经长期被作为高贵的艺术（ingenuas）或自由文艺（拉丁文artes liberales、意大利文arti liberali、英文liberal arts）来从事，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自由文艺”的古代用法指的是三科（语法、修辞、逻辑）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近代用法主要指大学文理科，诸如文学、；历史、语言、哲学、数学、科学等区别于技术学科或职业教育学科的提供一般文化信息的各种学术学科。意大利思想家维柯（1668－1744）往往以ingenuae artes（高贵的艺术）、bonae artes（善的艺术、好的艺术）humanae artes（人性的艺术）来称呼包括基础理论科学在内的“自由文艺”。有时候，维柯把“艺术和科学或者科学与艺术”分开，有时候，他索性单独使用“艺术”来指代科学与艺术两者，类似于希腊语的тεхvη。 这表明，将科学放置在“艺”的层面加以理解，在维柯那里还被坚持着，而且，这一理解生长在更为深远的思想与文化的历史脉络。但在今日，技术的要求却支配了科学，科学的探求本身不再是向着存在的具体性、丰富性、完整性进发的“艺”。当科学以科学主义的方式再度转化为人文、或者以与价值无涉的中立方式再度与人文对立起来的时候，科学都没有摆脱它的历史性命运：无论如何，它都是人类文化的形式之一，一旦远离了这一点，科学也就远离了它自身。而将分科之学本身作为不同的“艺”来实现自身的时候，才能摆脱“技”的强力支配，才能重新将科学分配给人文，与天文具有内在连续性的人文。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认真对待马一浮如下的见地： 
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圣人之愿力亦无有尽。人类未来之生命方长，历史经过之时间尚短，天地之道只是个“至诚无息”，圣人之道只是个“纯亦不已”，往者过，来者续，本无一息之停。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若使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的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天地之一日不毁，人心之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 
马一浮对六艺的理解，再次将我们引向了在“至诚无息”与“纯亦不已”之盛德中展现自身的中庸，引向了那个“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文化理想，它甚至可以理解为那个文化理想的再度抵达。但几近百年过去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那些文化人身的实质性的教－化或文－化体系，愈来愈远离“艺”而接近“技”，人类愈来愈受到以“座架”形式出现的“技”的困扰，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远离了人类的理想，而且远离了命－性－道－教的相互通达。人类处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中，面对这种困境，海德格尔断言，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助我们自己；而霍金却悲观地作出了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很有可能不能存活到公元3000年的预言。也也正因如此，“艺”的发现与复兴，也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马一浮作出的不是一个事实性的断言，而是一个理想的期待，这个期待本身也是摆脱困境之路。 

三、至德无文：文明的盛极之处到来的总是质朴 

当下地抵达中庸的文化理想需要“艺”的凭藉，而一旦那文化理想得以落实，它就将自己打开在“德”之中。就“德”与“艺”的关系而言，“艺”是触发“德”的媒介，“德”是“艺”的完成，无“德”之“艺”难以摆脱沦为“技”的可能性。“德”既是抵达文化理想的方式，也是文化理想结出的果实，是文化理想在身体中的展开方式。所以，在《中庸》的最后一章，“唯言德而更不及道，所以为归宿之地，而见君子之得体夫中庸者，实有德以为之体也。” 事实上，在《中庸》文本中，我们已经看到对“德”的意义的强调： 
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中庸之道必须由中庸之“德”来开启，而中庸之“德”展开为一个由浅而深、由疏而密的动态过程：由修道者“智仁勇”之“三达德”、到君子在“诚之”过程中打开的“诚”、再到圣人无息的“至诚”之德。通过上述循序渐进的行程，《中庸》试图回答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德性如何来到自身？它与生命究竟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 
且看中庸的论述： 
诗曰：衣锦尚炯。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不愧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子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化民，末也。诗曰：德遒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没有实质内容、没有真实性情作基础的“文”其实只是浮华与装饰，由此，衣锦尚炯，锦而衣之，表达了由“饰”返“文”的内在要求。在浮华尽去之时，也正是真淳呈现之际，君子由此而生活在“文明”之地，而伴随着“文明”到来的，总是那“黯然”的、“不大声以色”的质朴。唯其质朴无华，因而内容充实；由于内容充实，所以，那黯然的不在声色之中表现自己的东西又必然不可遏止地“日彰”不已，将自身开放在烂漫的光辉中。正如生命往往在其晚年才重返回天真，文化在它的盛极之时，抵达的却是平淡、简单与纯粹。在那时，生命与文化皆为诚所化，那不是在虚伪的克制中、在虚假的抑制中就能达到的境地，而是天真的自然而然的绽露、涌现与发生，是天文之自明、自行给出自身的过程。所以，《中庸》以“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来概括君子之道。 
但只有对那“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的生命来说，“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的君子之道才能打开，也只有对这样的生命，才得以在无声无臭的天命的滋润中，发现君子的真正居所：文明伴随质朴，生活归于简单，心灵到达纯粹。只要文明还由浮化来规定，还仅由主体的意志与欲望所推动，那么，人文就处在与天文相互脱离、离异的过程中，“朴散为器”——从质朴、纯真走向功效主义（器具化、实用化）就是一个难以阻止的过程。诗人海子向我们描述了这一过程： 
从那时开始，原始的海退去大地裸露——我们从生命之海的底部一跃，占据大地：这生命深渊之上脆弱的外壳和桥；我们睁开眼睛——其实是险入失明状态。原生的生命涌动蜕化为文明形式和文明类型。我们开始抱住外壳。拼命地镌刻诗歌——而内心明亮外壳盲目的荷马只好抱琴远去。 
海子以诗人的敏睿更新了庄子在《应帝王》中所讲述的“混沌”的故事：当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也许正是我们失明的时候；当我们拼命从质朴向文明跃进的时候，也许正是原始的生命与真正的文明退隐的时候——一旦到达那样的状况，文明就成了虚伪的装饰与面具，从而蜕化成为物质外壳。文明的最大威胁就是“人为”之“伪”，那是根植于文明深处、也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一种包装生命和世界的“技术”，由此“技术”，世界与生命的原始性坦露结构被替换为多姿多彩的虚饰状态，而随着文明的进程的深化，这种替换也随之深化，以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