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式看，他提出了对审美对象把握的两种基本方式：“觉”和“体”。“觉”在王阳明那里重在于强调对“良知”这种生命本体或“真乐”之感悟和把握，具有极大的情感性、当下性和直觉性。在人与世界的意向性沟通之中，“觉”起着极其重要的建构作用。因此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第93页）在“觉”的这一时刻，自然与社会融合了，人与世界万物为一体了，“上下与天地同流”，世界的存在意义向“我”生成；同时，也正是这一时刻主体的价值提高了，自我心灵得到了升华，自我在瞬间的醒悟中获得了对人生真谛的把握。如果“觉”只注重瞬间地体验人生、感悟真乐的“顿悟”式的审美体验方式的话，那么“体”就更多地关注于渐进性的细细品尝人生滋味的过程性的审美体验方式。在王阳明看来，世界意义的向人敞开，既表现为当下性的、瞬间性的直觉或顿悟（这是“良知”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更加普遍地呈现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历史人生的体认或磨练（这是“知行合一”或“致良知”的内在要求）。这对于审美活动更为重要，对于一个没有审美能力和审美经验的主体来说，再美的花也会“与汝心同归于寂”，这时花的颜色也不会“一时明白起来”，（第108页）从而也就无从感觉其“滋味”了。因此，他说：“可知是体来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第93页）又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第37页）这里都是强调个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把握事物的真谛的亲历性特征。这一思想无论是在哲学史上还是在美学史上都有其极大的真理性价值，并为历代思想家们所青睐。譬如马克思、毛泽东等哲学家以及众多艺术家都强调实践对理论的重大决定意义。（5）、从体验的最终成果看，他是强调对主体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获得完善的人格美，铸造出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实践主体。众所周知，任何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潮出现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现实基础。王阳明“良知”理论的出现同样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是对其时弊的批判，其目的是“破心中贼”、“去人欲”（“人欲”实指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和巧取豪夺的政治嘴脸，并不是指劳动人民对正常的衣、食、住、行等合理需要。），使整个社会环境和“民俗反朴怀淳”（第113页）并实现其“天下之公”（第78页）的美好世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儿童教育的审美实施中。他注重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和性情，主张以“歌诗”、“习礼”、“读书”等方式，“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仪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第88页），从而获得完美的人生价值和理想境界。由此“致良知”体现着“良知”与审美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上述我们对“良知”意蕴和“致良知”的内在逻辑的论述和分析可以看出，王阳明的“良知”与审美有着极其内在的本质联系。这一“联系”的枢纽就是人的生命本体性存在——“良知体验”。正是这种“良知体验”审美意义，才使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思想具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和社会现实价值。在这一良知体验美学精神的感召下，明中期以降，兴起了波澜壮阔的具有时代美学精神的浪漫主义美学。更重要的是，本文对“良知”与“致良知”的内在建构中所展示的“良知”与审美的内在精神的探讨和研究所示，王阳明的“良知体验美学”对当代审美精神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意义。当然这一现实价值和意义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注释：
[ 1 ] 汉文化里的“心”具有丰富的意义，因此不能简单地翻译成“heart”、“mind”或“soul”而应翻译为“heart-mind”更适合一些。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美]郝大维 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Truth，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2页。
[ 2 ] 关于王阳明美学思想的体验性质及其“良知体验美学”的初步探讨，可参见拙文《论王守仁美学的体验性质》[J]（常德：《武陵学刊》1997年第一期，或，北京：人大复印资料《美学》1997年第六期）；《王阳明良知体验审美论》[J]，（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二期）以及《王阳明良知体验艺术论略述》[J]，（武汉：《武汉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二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0年第八期）。
[ 3 ] 孟柯《孟子·尽心上》。
[ 4 ] (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第61页。由于本文引自该着的文字较多注释较繁琐，为方便起见，以下凡引自该着的，只在其后注明出自该着的页码。特此说明。
[ 5 ] 转引自刘小枫《哲化诗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第179页。
[ 6 ] 叶朗主编《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第540页。
[ 7 ] 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多卷本）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33页。
[ 8 ] 关于这一点，只要略微考察现当代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发展及其现实形态如现代新儒家学说宗旨和九十年代的学术转向等，就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