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朱熹崇尚“理”、追求“理”的最高理想境界，而“理”是“一个人生”“一个世界”的内在结构，并非远之与人的彼岸世界之中的“上帝”“绝对理念”等东西，所以“理”（诚、仁、乐的统一体）与人有着一种天性的亲和力，是值得人敬仰和爱戴的世界和信念。正因为“理”的崇高性，人们在获得过程中就必须保持一种崇敬的心理状态。这种对“理”的崇敬所获得一种自觉的深层的心理结构，也就成为朱熹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包括审美和道德境界），“敬”是获得这种境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我将其突出，把“敬”纳入朱熹美学思想体系范畴中乃至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研究中。
关键词：朱熹 敬 美学 气象 爱 和乐
朱熹之独特精神品质和魅力究竟何在。对此虽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用敬贯动静，敬贯始终，敬贯知行概括朱子为学之方，比较全面而合乎朱熹的整个思想”。（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第258页）朱熹自己也力主“以敬为本”，而对方法论之深入及系统探讨又是其最为突出的贡献，如“格物致知”，“知、敬双进”等。从这一意义上说，朱熹之哲学可以概括为“敬论哲学”“敬体哲学”，而其美学则可谓之“敬论美学”“敬体美学”。
那么朱熹的“敬”到底有哪些审美意蕴呢？为了能更好地阐述这一问题，我们还是从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最具审美性质的“生意”“爱”“礼乐”“和”“活泼泼”等方面，来具体展开这一话题。
一，“本来生意融融泄泄气象”之“敬”
朱熹建构了一个充满盎然生机的“仁说”生命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通过洋溢着青春生命、爱怜和至乐的“仁”的方式，朱熹将外在的自然宇宙和内在的心灵世界融合为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天即人，人即天”，（《语类》卷17，中华书局版，第387页）万物就孕化于柔和的春天般的“仁”境之中。在这里，自然宇宙有着深情的道德意蕴，而人生也饱含着自然宇宙的无私胸怀。人与自然是那样相敬如宾、相互依赖、相处于同一个生活空间，生活的是如此的其乐融融。正是这一诗性化的宇宙情怀，人们在弥漫着“俗气”的现实的生活中，心灵总是在追“寻”着这一“宇宙精神”的“仁境”。中国人追寻的方式就是“本来生意融融泄泄气象”的“敬”。对于“敬”与“生意”，朱熹说：
“别纸所论敬为求仁之要，此论甚善。所谓心无私欲即是仁之全体，亦是也。但须识得此处便有本来生意融融泄泄气象，乃为得之耳。颜子不改其乐，是它功夫到后自有乐处，与贫富贵贱了不相关，自是改它不得。仁智寿乐，亦是功夫到此，自然有此效验。”（《答林德久》《朱熹集》卷61，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0页）
朱熹在这里阐述关于“敬”充满生意的几个重要而关键的问题。（1），“仁”是生意之根本，而“敬”是“求仁之要”。众所周知，“仁”是生意之本，更是自孔子以来儒家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在孔子看来，“仁”的境界之内涵不在于超人类的彼岸世界，而是在于现实的“人生世界”“一个人生”。因此，“仁”的意义就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四书集注》中华书局版，第82页）的“爱”。在孔子以及后来者包括朱熹看来，“仁”的境界本身就是一个情感世界、意义世界或审美世界，人们仰慕她、敬畏她、珍惜她、爱护她。这传达出了儒家要以人类情感中最为浓厚最又分量的“敬”去求“仁”、去“敬畏生命”。（2），“敬”本来生意融融泄泄气象。“敬”是人类最为浓烈的情感，情感自然是生命的显现，更是体现人之为人的基本性质。如道德情感、审美情感等无一例外都是生命之显发。“敬”无论表现于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宇宙之间，都蕴含着生意融融的和谐气氛。这样他说：“只敬，则心便一。”（《语类》卷12，210）（3），正是有了这种对人生、生命之“敬”，才会有颜子的“不该其乐”。如前所述，朱熹的“敬”既是境界也是功夫，是境界与功夫的融合体。朱熹又特别注重“知敬双进”之功夫，强调“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语类》卷12，210）所谓“吾心湛然，天理粲然”也就是指在“敬”的温润下所获得的“大乐”。颜子能忘于“贫富贵贱”处之泰然而“不改其乐”，仍有“乐在其中”就是“敬”之功效。因此，朱熹认为所谓“孔颜乐处”“圣”就在于一个“敬”。这就是“大事小事皆要敬。圣人只是理会一个‘敬’字” 。（《语类》卷119，2868页）
朱熹“敬”之生命意蕴还表现在“爱”“和”“礼乐”之审美情感状态之中。
二，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爱”之“敬”
“爱”是人类一种充满诱惑而具神圣性的情感。在朱熹乃至儒学那里，“爱”又是“仁”的一种基本规定性。《论语·颜渊篇》：“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四书集注》第139页）“仁者，爱人。”（《四书集注》第298页）而“敬”也是“仁”的一种规定性。如在《左传·僖公三十三》：“敬，相待如宾。……敬，德之聚也。……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221页）朱熹更是倡导“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四书集注》第48页）同时，朱熹也认为，只是“爱”而无“敬”还不是真正的“爱”，只有“敬”而无“爱”也不是真正的“敬”。这就是说，内在于心中的“爱”不以一定的行为方式（如“敬”）传达给被“爱”者，那么“爱”就只是可能性的事物。表现于外在行为之中的“敬”如果缺乏内在真诚的“爱”，那种“敬”也只是一种“伪”“敬”。因此，朱熹主张为爱而敬和为敬而爱，敬爱一体。（1）还是看看朱熹的阐述吧！
“爱而不敬，非真爱也；敬而不爱，非真敬也。敬非严恭俨恪之谓，以此为敬，则误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谨，便是敬。”（《语类》卷23，564页）
朱熹的“敬”与“爱”之内在一致性和情感性，逻辑地导向于审美与道德相互生成性。这也是我们在讨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关键性问题。从美学史的角度看，道德与审美之关系及其转化尤其是道德向审美的转化，成为了美学研究的难以回避与律定的难题。但从现实人生来看，审美包含着浓厚的道德意蕴，这已是一个不争之事实。“爱”与“美”的内在关系已不言而喻。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敬”与“美”的联姻又如何呢？这一棘手的难题实际上早在朱熹就已经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么，究竟是如何实现“联姻”的呢？这才是问题之关键。朱熹正是在这一问题上做出十分具有启发性的探讨。他以“爱”来沟通“敬”与“美”，从而也更进一步将中国古典美学的“美善一体性”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富有特色的回答。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朱熹的这一观念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和价值。这里可以通过朱熹与席勒之共同处，获得具体认识。
席勒在讨论如何消除人格结构中“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片面性时，认为“游戏冲动”具有调和前两种冲动之功能，能排除道德上和自然上的一切强制性因素，从而“使人在物质方面和道德方面都达到自由”。因此，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我们怀着热情去拥抱一个我们理应鄙视的人时，我们就痛苦地感到自然（本性）的强制。当我们敌视一个值得我们尊敬的人时，我们就痛苦地感到理性的强制。只要一个人既能引起我们的喜爱，又能博得我们的尊敬，那么情感的压力和理性的压力就同时消失了，我们就开始爱他，也就是说，同时让爱好和尊敬在一起游戏。”（2）当然朱熹并没有象席勒那样思考所谓“现代性”问题，但在理解审美活动对人性结构之完善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这一核心问题上，两者是有极大的一致性的。他们都强调只有道德性情感和自然性情感高度和谐地同一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