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此，进入现代的中国却并未走上赎罪之路，而是走上了审美之路。由于信仰维度的阙如，蔡元培先生等第一代美学家就顺理成章地把对于罪恶的解释权从上帝那里夺过来，转交给历史。犹如卢梭将人区分为“自然人”与“人所造成的人”，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也又一次回到了“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思路，认为罪恶的原因不在“自然人”，而在于“人所造成的人”。而“人所造成的人”则完全来自社会，是社会造成了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使之蜕变为恶。这样一来，罪恶的承担者从个人转向了社会，赎罪之路也转向了审美之路。本来，由于个人原罪的缘故，个人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而得救，因此必须回归信仰，这，就是所谓赎罪之路。而现在，由于社会原罪的缘故，个人完全可能凭借对于社会的反抗而得救，这，就是所谓审美之路。具体来说，既然社会被判断为罪恶的源泉，个人之为个人，也就将自身的内在紧张转化为人与社会之间的外在紧张。一方面，不惜将因为社会给予自己的压迫而产生的严重屈辱投射为刻骨的仇恨，必欲铲之而后快，而且错误地认定铲之而后必快。于是，从反抗到革命、从对正义的呼喊到对暴力的赞扬、从普罗米修斯到恺撒，所到之处无不成为一片燃烧的迷津。其结果，则是从上帝之城到人间天国，再从人间天国到人间地狱。法国大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惨痛的例证。另一方面，既然上帝根本不在，于是就自己为自己谋划未来，伪终极关怀由此应运而生。这伪“终极关怀”由于只“终极”于某种世俗形态（蔡元培先生所关注的“信仰心”的失误就在于此），因此在精神上就无法与现实拉开距离，批判的内涵、超越的内涵也就根本不在，存在的只是所谓的“审美人生”与“理想社会”。它们有如同一张纸的两面，前者为后者提供着内在根据，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外在显现，从而为人们彰显着虚幻的未来。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被提升到终极价值的位置的世俗之物一旦幻灭（而且必然幻灭），就势必引起全社会深刻的存在性失望，并引发新的“意义危机”。于是，就只有再走向新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外在紧张，再绘制新的审美蓝图，再实施新的自我欺骗，以便与之抗衡。因此，所谓审美之路实际无非就是沿着审美之维对于我的一再大写。舍勒敏锐而幽默地将这里的“我”称之为“自我骄傲者”：“自我骄傲者是这种人：他通过不断的‘俯视’而自我暗示，似乎他站在塔尖。当他个人第一次下降，他都盯一眼更深之处，以抵消他的实际下降，由于抵消得过头，反以为自己是在上升。他没有发觉，恰恰在他展眼幻想自己飘飘然于云端之际，时时映入他眼帘的深处却在慢慢把他拖下来，沿着他自身的视线方向，天使在慢慢‘坠落’。”[11]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事实上都是这样的“自我骄傲者”。他们所开辟的以艺术代替宗教，以审美代替信仰的道路，其最终结果，也无非是从向上帝祈祷转而向撒旦低头，从最初的意在驯服魔鬼到最后的却偏偏赞美了撒旦。而沿着他们“自身的视线方向，天使在慢慢‘坠落’”。
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说，“以美育代宗教”还意味着一个世纪初年的美学起点、世纪第一美学定理，遗憾的是，它带给20世纪美学的，仍旧是一个美学的假问题，而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学失美，审美无美。
没有人可以忽视“以美育代宗教”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影响。事实上，“以美育代宗教”堪称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逻辑规定，直到实践美学为止，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成也在兹，败也在兹。“以美育代宗教”带给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是一种对于美学完全漠视的基本思路。在这一基本思路的影响下，几代美学家都大多从不把研究对象看作一种本体性存在，而仅仅视之为工具——社会改革的工具、救亡的工具、改造国民性的工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人性启蒙的工具等等。而美学自身的本体论建构却被完全忽略了，超越性的精神维度根本就没有出现。于是，美学失美，美学之为美学，研究的竟然不是自身应该研究的问题，而是自以为是地为美学设定的假问题。结果美学学科的限界被抛于脑后，而一味盲目向外扩张，即使是探讨比较形而上的问题，也往往须承诺它是解决一切社会人生问题的济世良方。以启蒙话语干预社会的学术目标，使美学学科承载了太多的原本不应承担的负荷，美学被完全纳入到历史之中，推动时代发展、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最高目标和最高价值，美学自身在历史性之外的重要的超历史的一面，在现实关怀之外的重要的终极关怀的一面，却往往被不屑一顾地搁置一旁。这种建立在对于美学完全漠视的基本思路之上的美学为新世纪的诞生确实起到了摧枯拉朽的开道作用，但也使自身禀赋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这在以后的中国美学的进程中日趋明显，愈演愈烈。而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就既得益于这种美学思路所带来的快乐与恩惠，更承受着这种美学思路所带来的匮乏和苦涩。这样，无论在一百年中中国美学的学派如何分呈、理论如何分化，但从根本而言，“审美救世主义”都是贯穿其中的世纪主题。而且，也正是这一主题，人为地切断了对于美学内部建构的关注，使得理论建构本身的内在逻辑反而失去了应有的现实合法性。因此，直到实践美学为止，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在中国，美学之为美学始终都只是启蒙的一部分，与美学本身无关。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说，对于这种美学之外的这种学术承担无疑是沉重的，也是崇高的，对于中国20世纪的思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这种以“美学王”自居的自我膨胀，又无论如何未免显得太堂·吉诃德化、太非美学化，美学因此而演变为无根之学，美学之为美学也因此而走上美学迷途。在这个意义上，倘若说因为对于美学自身的价值的虔信守护的阙如、对于个体存在及其生命价值的理论关注的阙如，对于作为人与灵魂的第三维度的内在建构的阙如，中国的美学家在20世纪中国美学的历史上写下的主要是美学遗憾，应该说，还是恰如其分的。
在“以美育代宗教”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的审美走上的，同样是审美的迷途。这就是所谓的“审美无美”。如前所述，“以美育代宗教”的要害是以自然形态的审美取代神性神态的审美。本来，审美并非来自现实关怀，而是来自终极关怀。美之为美，也根本不是人“审”出来的，“倘若生活乃全然之劳累，人可否抬望眼，仰天而问”（荷尔德林）。所谓审美，正是来自“抬望眼，仰天而问”，它以对于爱的追忆与怀想抗拒着遗忘，以对于存在的聆听与应答抗拒着虚无。但是在“以美育代宗教”的影响下，中国20世纪的审美却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它从没有把世界“拖出晦暗状态”（海德格尔语），却一再妄言已经“涤除玄鉴”（老子），并且获得了审美心胸，从而进入“不隔”的“澄明之境”。只有“大地”，没有“世界”（作为显示存在真理的世界）；只有“说”，没有“听”（而且没有听者，只是独白，甚至是无灵魂的自慰）；只有自求解脱，没有寻求解脱。追逐遥不可及的灵魂，不如接受个体精神的自足，向世界索要意义不如赋予世界以意义。承受世界的张力不如与世界相嬉。以本源生命的心性之家去替代超验生命的神性之国。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自我礼赞、自我美化、自我圣化。遮蔽了真相，也遮蔽了自我。盲目接受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