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育代宗教”:美学中国的百年迷途(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无诗性,然后又去诗化之。在缺陷中发现完全,在非诗意中发现诗意。把玩痛苦,游戏苦难,处处皆诗,到处皆美,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冷酷、严峻、荒寒,僵硬、麻木、无情。世界以欲望的形式呈现,精神的重量在游戏之中飘逝而去,温馨、爱心、悲悯、灵魂统统不在。疾苦和流泪无须接受,但是为导致这一切的世界辩护却却竟然无条件接受。没有自己的昆德拉,更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所有的就是“走进新时代”,就是“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赶上了盛世享太平”……如此审美,在整体上缺乏一种伟大的东西、深刻的东西,无法与20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相当,也无法与20世纪中华民族的耻辱相称。在上个世纪初,鲁迅曾经追问:"有做温熙之声救吾脱离荒寒者安在"[12]?百年之后,我们必须说,我们至今仍旧没有拿到通向21世纪的美学通行证,至今也没有找到“温熙之声”更没有“脱离荒寒”之境,因此,对于在“以美育代宗教”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审美,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也必须是:致一份最后的悼词!
三
美学中国“以美育代宗教”的百年迷途并非偶然,回首20世纪,科学主义盛行,出于救亡图存、思富求强的心结,中国的几代文化精英全都拜倒在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大旗下。在人与自然的维度补“科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补“民主”,无疑就是这一“拜倒”的两大创获。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对于人与灵魂的维度,则无暇也无人问津。众所周知,民主与科学均与价值世界无涉,民主无非是实现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工具,科学也无非解释客观世界的工具,然而它们一旦涉足中国,竟立即被附会上全能的内涵,民主成为无所不能的终极所在,科学也成为无所不能的价值尺度,既是知识的对象,也是信仰的对象,也是审美的对象,无异于终极关怀。更颇值深味的是,在中国,尽管存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纷争,但是拒绝与西方宗教文化对话,却是其中的一致之处。前者将“形而下”的希腊罗马文化提升为终极关怀,后者则幻想在中国文化的源头上重建终极关怀,但是却都仅仅承认产生民主与科学的西方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源头同时又坚决拒斥真正提供了西方文明价值意义的希伯来文化即宗教文化那一源头[13]。
问题的出现让我们想起了生物学中的“米亚德现象”:两个亲本杂交后,在后代身上却只有一个亲本的性状,没有杂交优势。中国出现的这一取向也可以称之为“米亚德现象”。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只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维度,人与灵魂的维度则素所缺位(中国从来就是禅诗相融,但是却没有提出“以诗代禅”这恰恰说明禅之非宗教属性)。因此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维度的关照物去僭代、假冒人与灵魂的维度的关照物,则是中国文化的公开的秘密。遗憾的是,所缺明明就是宗教文化,百年来的引进西方文化却偏偏回避宗教文化,而且千方百计地要取代宗教文化。当有人提出西方的进步与宗教文化相关,中国的落后却与无宗教文化相关,蔡元培先生就曾武断而言:西方“于宗教何与?”[14]百年来,“宗教”在中国完全就是贬词,几乎与“迷信”划上等号。堂堂中国,没有人敢以不懂科学为荣,但是也没有人不敢以没有宗教信仰为荣。而且,这里的宗教,完全就是针对西方宗教文化中的基督教的。“以美育代宗教”之外,还有“以哲學代宗教”、“教育可以代宗教”、“以科學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所针对的,都是基督教。在梁启超看来,没有基督教中国不但仍能取得进步和自强,而且,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基督教,才更可能尽快迎头赶上西方。所谓西方"宪法加耶稣"."宪法加孔子",就是他的理想。这样,在上个世纪初,从中国的第一代文化精英开始,借助于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话以弥补中国文化人与灵魂的维度的历史缺位的历史契机,就令人遗憾地与中华民族擦肩而过[15]。
然而,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进程的根本缺憾也恰恰在此。民主与科学犹如两棵参天大树,确实有移植古老中国的必要,但是必须看到,宗教文化却是它们生长的土壤。一旦把大树与土壤割裂开来,淮橘为枳就是其中的必然。五四之后将近百年,几经周折,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依然没有扎下根来,道理在此。更何况,宗教文化绝非洪水猛兽,西方文化中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恰恰是与宗教文化对立的技术至上的物质主义和否弃宗教精神的虚无主义。这意味着:宗教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16]。尽管社会的发展使得宗教信仰的领地遭到侵蚀,但是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决定了宗教存在的不可替代性。为什么在西方最具理性精神的科学家往往都会归依宗教?为什么在美国既最具现代性但又最具宗教性?为什么在全世界尽管科技发展了但是宗教信仰却仍旧没有衰弱?保罗·蒂里希说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不是一个方面,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宗教文化,那么所谓文化就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也就是没有纵深的。而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看到的却偏偏就是平面的文化。它的必然结果绝非仅仅是凯撒成为凯撒,而是凯撒成为上帝。而当凯撒成为上帝的时候,世界也就沦为凯撒的意志。这样一来,彼岸成了此岸,超验成了经验,宗教也就成了迷信。除世纪中叶的“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和一九九九年的法轮功在世纪的两头遥相呼应,就是例证,真所谓“心中贼难除”。最终结果,必然是无功而返,甚至是文化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极大倒退。
事实上,宗教文化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与在人与灵魂层面出现的信仰维度直接相关。也因此,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才不仅是西方得以存在,而且也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根源。与此相关,关于宗教,人们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但是其实更值得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句话:基督教是适应的宗教。“适应的宗教”乃是马克思对宗教的准确概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才是“鸦片”,因为它不可或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如此,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这个“无情世界”的唯一“感情”,也是资本主义这个“沒有精神的狀态”的唯一的“精神”。推而广之,对于马克思所谓的“适应”还应该做更为深刻的阐释。上帝可以死亡,但宗教的意义不会死亡。这因为,宗教首先是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符号形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是人性的“一个扇面”,人类走向自由的“一个阶段”。简而言之,“宗教”首先是“宗教文化(信仰)”,“宗教”首先是“宗教精神(宗教性)”、“神”之为“神”,也首先取决于“神性”。由此可见,所谓“适应”,更主要的是对于人性的“适应”,对于信仰、宗教精神与神性的“适应”。
换言之,中国的几代文化精英一旦论及信仰,往往将“信仰”与“信仰什么”混同起来。其实,“信仰”是人性即人的价值的提升,意味着人的终极价值,而“信仰什么”则只是这一终极价值的实现方式。两者层次并不相同。假如说“信仰”是指的宗教精神(宗教性)、或者神性,是指的有没有信仰,“信仰什么”则只是指的宗教、信教与神,指的是以什么为信仰。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使庙成为庙的东西,是黑格尔的没有宗教精神的宗教就像庙里没有神的名言中的所指,也必须被准确理解为“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17],我们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也正因为它有宗教但是没有宗教精神,有神但是没有神性,是信教而不是信仰,也并非“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
具体来说,宗教之为宗教,实际就出于人之为人的无法心安理得。如果能够心安理得,就不会有宗教、信教与神,更不需要宗教精神、信仰与神性,因为人类自己就是神。而倘若无法心安理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维特根斯坦曾经感叹:令人感到神秘的,不
三
美学中国“以美育代宗教”的百年迷途并非偶然,回首20世纪,科学主义盛行,出于救亡图存、思富求强的心结,中国的几代文化精英全都拜倒在近代西方启蒙理性的大旗下。在人与自然的维度补“科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补“民主”,无疑就是这一“拜倒”的两大创获。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对于人与灵魂的维度,则无暇也无人问津。众所周知,民主与科学均与价值世界无涉,民主无非是实现公民权利和个人权利的工具,科学也无非解释客观世界的工具,然而它们一旦涉足中国,竟立即被附会上全能的内涵,民主成为无所不能的终极所在,科学也成为无所不能的价值尺度,既是知识的对象,也是信仰的对象,也是审美的对象,无异于终极关怀。更颇值深味的是,在中国,尽管存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纷争,但是拒绝与西方宗教文化对话,却是其中的一致之处。前者将“形而下”的希腊罗马文化提升为终极关怀,后者则幻想在中国文化的源头上重建终极关怀,但是却都仅仅承认产生民主与科学的西方希腊罗马文化这一源头同时又坚决拒斥真正提供了西方文明价值意义的希伯来文化即宗教文化那一源头[13]。
问题的出现让我们想起了生物学中的“米亚德现象”:两个亲本杂交后,在后代身上却只有一个亲本的性状,没有杂交优势。中国出现的这一取向也可以称之为“米亚德现象”。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只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个维度,人与灵魂的维度则素所缺位(中国从来就是禅诗相融,但是却没有提出“以诗代禅”这恰恰说明禅之非宗教属性)。因此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维度的关照物去僭代、假冒人与灵魂的维度的关照物,则是中国文化的公开的秘密。遗憾的是,所缺明明就是宗教文化,百年来的引进西方文化却偏偏回避宗教文化,而且千方百计地要取代宗教文化。当有人提出西方的进步与宗教文化相关,中国的落后却与无宗教文化相关,蔡元培先生就曾武断而言:西方“于宗教何与?”[14]百年来,“宗教”在中国完全就是贬词,几乎与“迷信”划上等号。堂堂中国,没有人敢以不懂科学为荣,但是也没有人不敢以没有宗教信仰为荣。而且,这里的宗教,完全就是针对西方宗教文化中的基督教的。“以美育代宗教”之外,还有“以哲學代宗教”、“教育可以代宗教”、“以科學代宗教”、“以道德代宗教”,所针对的,都是基督教。在梁启超看来,没有基督教中国不但仍能取得进步和自强,而且,中国正是因为没有基督教,才更可能尽快迎头赶上西方。所谓西方"宪法加耶稣"."宪法加孔子",就是他的理想。这样,在上个世纪初,从中国的第一代文化精英开始,借助于与西方宗教文化的对话以弥补中国文化人与灵魂的维度的历史缺位的历史契机,就令人遗憾地与中华民族擦肩而过[15]。
然而,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进程的根本缺憾也恰恰在此。民主与科学犹如两棵参天大树,确实有移植古老中国的必要,但是必须看到,宗教文化却是它们生长的土壤。一旦把大树与土壤割裂开来,淮橘为枳就是其中的必然。五四之后将近百年,几经周折,民主与科学在中国依然没有扎下根来,道理在此。更何况,宗教文化绝非洪水猛兽,西方文化中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倒恰恰是与宗教文化对立的技术至上的物质主义和否弃宗教精神的虚无主义。这意味着:宗教文化的存在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16]。尽管社会的发展使得宗教信仰的领地遭到侵蚀,但是人类生存的有限性决定了宗教存在的不可替代性。为什么在西方最具理性精神的科学家往往都会归依宗教?为什么在美国既最具现代性但又最具宗教性?为什么在全世界尽管科技发展了但是宗教信仰却仍旧没有衰弱?保罗·蒂里希说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维度而不是一个方面,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宗教文化,那么所谓文化就是平面的而不是立体的,也就是没有纵深的。而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看到的却偏偏就是平面的文化。它的必然结果绝非仅仅是凯撒成为凯撒,而是凯撒成为上帝。而当凯撒成为上帝的时候,世界也就沦为凯撒的意志。这样一来,彼岸成了此岸,超验成了经验,宗教也就成了迷信。除世纪中叶的“文革”而外,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和一九九九年的法轮功在世纪的两头遥相呼应,就是例证,真所谓“心中贼难除”。最终结果,必然是无功而返,甚至是文化发展的停滞不前甚至极大倒退。
事实上,宗教文化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它与在人与灵魂层面出现的信仰维度直接相关。也因此,它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才不仅是西方得以存在,而且也是人类得以存在的根源。与此相关,关于宗教,人们引用最多的是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名言,但是其实更值得注意的应该是另外一句话:基督教是适应的宗教。“适应的宗教”乃是马克思对宗教的准确概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才是“鸦片”,因为它不可或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如此,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这个“无情世界”的唯一“感情”,也是资本主义这个“沒有精神的狀态”的唯一的“精神”。推而广之,对于马克思所谓的“适应”还应该做更为深刻的阐释。上帝可以死亡,但宗教的意义不会死亡。这因为,宗教首先是一种文化形式,一种符号形式和思维方式,首先是人性的“一个扇面”,人类走向自由的“一个阶段”。简而言之,“宗教”首先是“宗教文化(信仰)”,“宗教”首先是“宗教精神(宗教性)”、“神”之为“神”,也首先取决于“神性”。由此可见,所谓“适应”,更主要的是对于人性的“适应”,对于信仰、宗教精神与神性的“适应”。
换言之,中国的几代文化精英一旦论及信仰,往往将“信仰”与“信仰什么”混同起来。其实,“信仰”是人性即人的价值的提升,意味着人的终极价值,而“信仰什么”则只是这一终极价值的实现方式。两者层次并不相同。假如说“信仰”是指的宗教精神(宗教性)、或者神性,是指的有没有信仰,“信仰什么”则只是指的宗教、信教与神,指的是以什么为信仰。前者是后者的前提与基础,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使庙成为庙的东西,是黑格尔的没有宗教精神的宗教就像庙里没有神的名言中的所指,也必须被准确理解为“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17],我们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也正因为它有宗教但是没有宗教精神,有神但是没有神性,是信教而不是信仰,也并非“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
具体来说,宗教之为宗教,实际就出于人之为人的无法心安理得。如果能够心安理得,就不会有宗教、信教与神,更不需要宗教精神、信仰与神性,因为人类自己就是神。而倘若无法心安理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维特根斯坦曾经感叹:令人感到神秘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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