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数字化与图象化的压力，文字表达的优势地位在于，它与人的思维直接相关，它才具有对问题的反思功能和深刻性，而这种性质才是思维的高级层次才具有的能力。我们试以庄子的一段语录来看：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乎，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6]
这段话对于语言表达尤其是书面表达的可能性提出了怀疑，而提出的方式恰好也是书面语言，也就是说，书面语言具有可以进行自我检测的能力，而数字化和图象化的表达就难以完成这种任务。由于这一差异，文字表达比其它表达方式更能深入人心。在一个以机械的、标准化方式进行表达的所谓“信息时代”，这种具有深入人心效果的表达理应有其文化上的地位。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字表达的出现导致了一次文化阵痛，它的直接表现是使社会上一部分人成为书面语言的讲述者，另一部分人主要作为聆听者，还有一些人则在书面话语领域既不能说，也不能听，成为文化领域中被放逐的对象，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在这里成为合理化的存在。近代以来，由于教育的普及，文字表达的这种状况已经得到缓解。那么，数字化和图象化的表达，是否也有当年文字表达出现时产生的文化阵痛？对此，我们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作出积极应对呢？
注释：
[1]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35页。
[2]施拉姆等著《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66~167页。
[3]鲍列夫《美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451页。
[4]《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见《四部丛刊》徽州刊刻本。
[5]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6]《庄子·天道》，据北京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