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学史有两条叙史线索：文学线索与思想线索。前者指文学发展的自然脉络，后者则指架构文学线索的思想框架。在文学史研究中，思想线索有几种基本模式，如原型模式、进化模式、规范化——反拨模式和综合模式。思想线索对于文学史的整合作用，具体地在作品的主题、文体、发展规律和作品内蕴等方面的阐释中体现出来。思想线索的问题，应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议题来认识。
【关 键 词】文学史 思想线索 述史模式
一、两条叙史线索的提出：文学线索和思想线索
文学史在描述文学发展演进的过程时，有着一条文学的线索，先有什么样的文学，又有什么文学，然后又影响了什么文学，等等，总有一个大致的脉络。应该说，文学线索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在表层的文学线索的背后，还有着一种支配文学线索展示角度的思想线索，它带有主观色彩，同时也较为隐伏。
譬如，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格律诗即律诗、绝句的兴起，后来又演变出同样讲求格律，但句式可以参差不齐的词牌、曲牌诗体的过程，这就是所谓“诗降而为词，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词降而为曲。”［①］这几种诗体的产生年代有先后之分，但后一种诗体产生后，前一种诗体也并未废弃，实际上在人们日常的写作和阅读中，诗、词、曲这三种诗体又构成了共时性的系列。对这三种诗体的差异，当时的人们已普遍意识到了并不只是文体形式上的差异，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们的美学倾向已多少有不同。但对这一不同又该如何评价呢？南宋著名诗人陆游认为，词是诗人已不能写出闳妙浑厚的诗作时的逃遁，它“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②］，就是说，陆游将词看做是六朝时盛行的宫庭诗、艳情诗一类缺乏大气的诗作的翻版。而清代的朱彝尊则并不苟同此见解，他认为：
……词虽小技，昔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愈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③］
在朱氏看来，词作看起来是闺房儿女之言，缺乏诗的气势，但这只是表面的，它类似于屈原的诗作以“香草美人”来抒写人生情怀的曲笔，在儿女之言的背后有可以品味的寄托。那么，在“诗降而为词”的文学线索展开的同时，就又引出了一个思想评价的线索。
可以说，思想评价的线索除了在直接的评价上产生作用外，它还可以成为组织文学线索，从而也就是文学史线索的核心的力量。在杰姆逊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见解中，他提出“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④］他这里说的并不是否认有一种被称为现实主义的文学，而是说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向自然举起一面镜子”的认定是不可能的、不真实的。杰姆逊指出，“现实主义的力量来自对于一个旧叙事范式的取消。传统的故事中有各种价值观，人们都相信这些故事，并且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的，而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就是要证明现实其实不象这些书所说的那样。这样，现实主义小说家便可以说是改写了旧的故事。”［⑤］杰姆逊这一见解对于中国来说是有些陌生的，因为平时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恰恰就是他所非议的那种观点。
其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两种见解都是可以用于文学史的思想线索的。如我们都承认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他的小说《祝福》所写的祥林嫂的故事是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文本。如果从写实的角度来看，《祝福》的意义在于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生活现实。而从改写旧的故事、批判旧有价值观的角度来看，《祝福》的意义就在于，它使过去的关于妇女做一个贤妻良母就是她的生活出路的信条破灭了，甚至可以说祥林嫂的悲剧成因中，有相当成分就是由于她恪守的妇道原则所致，从而显示出小说的批判性。在这里，鲁迅先生写了一部小说《祝福》，它是文学线索；而在对该小说的定位和描述上，则体现出一种思想上的线索。
文学史论著的思想线索是揭示所述文学的思想性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文学史的两条线索中，文学线索是提出文学是什么，即它由谁创作，写于何时，写作意图如何，有何种反响等，主要是一种提供材料的性质；而思想线索则是解决文学如何，即应怎样来看它，这种观察角度的依据和意义是什么，等等，主要是架构，使用文学线索提供的材料。思想线索不能提供新的文学是什么的材料，但它可以建构出材料的意义。以一个例子来看，在中国文学史上，鸦片战争后到五四一段是近代文学，五四以后到建国时是现代文学，建国以来的４０多年则是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又可以将１９７８年的“三中”全会为界，将后一段划为新时期文学。这一分期法同中国的政治史是吻合的，实际上它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切入文学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对最近一百多年来的政治变迁的反映。而有些学者则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一个“二十世纪”就涵括了整个现代、当代文学，并旁涉到一部分近代文学。这一概念包含了与前者不同的含义，“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⑥］从这个世纪性的分期范围来看，在各个具体时期的文学的具体表现就退到次要地位，而中国在加入到世界发展总格局中所经历的种种阵痛就突出了。它除了也反映政治上的内容外，同时还反映了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同现代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中所开始的一个转型过程。
文学史有两条线索，上所述我们已有了一个基本的说明。那么接下来我们应仔细考察这两条线索在文学史中的关系如何，更确切地说，是要考察思想线索如何与文学线索结合的问题。
二、思想线索在史料整合中的几种基本模式
文学史的思想线索包含有对所述作家、作品的评价、说明等方面。这些不是由文学史对象本身就表征出的，它体现了撰史者自己的或转述的某种思想见解；同时，思想线索又不仅仅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说明上，因为这些具体的问题在文学史中不过是一个个“点”，并不是形成线索本身的东西。因此，文学史的思想线索在根本意义上涉及到历史的和哲学的观念，也就是说它涉及到可以相对脱离材料本身的一些基本的思想框架。
在此可先引述一段柯林武德的历史观。他说：“历史知识就是以思想作为其固定的对象的，那不是被思想的事物，而是思维这一行动的本身。”［⑦］柯氏的历史观也就是“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其偏颇处在他把历史学的材料给遗忘了，他只看到了记述历史有表达思想的一面，过分贬低了史实的作用，并把重视材料的工作讥称为“剪刀加浆糊”的工作方式。撇开偏颇的一面，这一观点也有其深刻的洞见性。他曾举例说，一次大地震造成了几万人的死亡，这只是自然事件，其间没有什么思想可言；而一次战争造成了几万人的死亡，则就是社会的事件。战争是人为的，有一个战争动机，战争所想达致的目标等意识在行为的背后起着作用，描写它时就必须涉及到展示这些思想并针对这些思想，来表白撰史者思想的问题。记录历史上的地震，各种史著不会有太大差异；但记录战争则会有不同叙述角度的差异。同理，对于文学事件的描述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即可有不同的思想线索。
具体的思想线索在不同的撰史者那里会有不同状况，可以说是百态纷呈；但在理论的、抽象的层次上来看则就较为简单了。法国结构主义者茨维坦·托多洛夫曾总结出三类“文学史模式”，实际上也就是三类叙史思想线索的模式，即一是植物生长模式，认为每类文学都有一个产生、形成、发展、成熟，最后走向衰亡的过程；二是“万花筒模式”，即假设文学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