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模式即注重文学原型在文学史发展中的延续和变异的模式。“原型”一词在汉语中也有创作所依凭的原初形象的意思，如韩素云是电视剧《军嫂》的原型，它相当于英语中的model，即模特儿。但这里的原型所对应的英语单词是archetype，它是指“在文学评论中，一个原始的形象、性格或者模式在文学与思想中一再浮现，从而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或境界。”［⑨］举例来说，屈原在《离骚》一诗中写过“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字面上是写的妇女生活，其实是以之暗喻自己的生活处境。屈原这种以“香草美人”来象征性地表达不便于明言的男性世界生活的方式在后来成为了传统。如曹植《美女篇》写“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唐代朱庆馀在《宫中词》写“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前者是表达被长兄曹丕排挤的郁闷，后者则是说官场中流言的可惧。可以说，屈原开创的“香草美人”的模式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个原型。从原型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学史上的血脉相传的影响和后代的新的添加。总的说来，原型模式对于文学史是肯定它有变化，但又认为变化基本上是循环式的。
进化模式是较晚才出现的。据美国学者里夫金和霍华德的追溯，是１７５０年时巴黎大学的吐尔古教授第一个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的观念。［⑩］这一观点的社会基础在于，现代科技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大大改变了人类生活，加快了生活变化的进程，并使得人的生活愈益向着理想的目标迈进。这一社会进化论后来又有了达尔文的生物物种进化论的呼应，于是更有了声势。进化思想出现后，不能不波及到文学史上的观念。由这一观念不仅看到文学史上有一个各类文学的成长过程，而且该过程在总体上是愈益成熟、愈益完善的。以这一观点来看文学史，就有一个诸如小说先是在神话、民间故事、传说中存在，尔后才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戏剧在早先萌芽于宗教仪式、巫术仪式和民间娱乐形式中，后来才成为一种文艺类型，等等。在笔者的教学中，曾以社会发展对文学的影响为题，讲了同一题材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也是以此说明了文学的“进化关系”。这是关于狩猎的。在《吴越春秋》一书中记载了一首短诗《弹歌》，全诗四句八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意为砍伐竹子，将它接续起来成一件武器，弹射出弹丸，打击猎物。该诗描写显得粗糙、简略。而在北宋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就不同了，全文为：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比起《弹歌》来，它不只是字数增加了几倍，描写显得细腻许多。更重要的，在于它除了有对事件本身的描写外，还有着心理上的抒写与展示，它是由具体的狩猎写出了诗人内心的情愫。那么由这一前后的对比，可以说后来的文学有了进化。
规范化——反拨模式。这一模式是认为，文学的发展过程是逐渐树立规范，同时又不断地反拨规范的过程。关于这一过程，在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们对文学“陌生化”概念的表述中可以见其一端。就是说，一种表述在最初使用时可能是新鲜的，显得有魅力的。但经多次沿用后，这一表述被规范化了，它就不再有新鲜感和魅力，而是使人觉得陈腐。第一次用花来形容美女的容颜是新颖独创的，但现在仍这样写可能就难以唤起人的兴趣，这就有必要寻找新的表述方式，从而是对原有方式构成了反拨。陌生化除了在修辞上体现外，还可体现在叙事视角等方面。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从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借用了一些例子。“托尔斯泰描写事物时不提事物的本名，仿佛那是第一次见到的，从而创造了陌生感。他通过平民的眼睛描写战场（《战争与和平》），通过马的眼睛描写人类所有制（《霍尔斯多麦尔》），这些手法的效果是使‘一个描写对象从其通常的感知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结果形成某种语义变化’。”［①①］应该说，托翁这种转换视角的方式确实使其作品增色不少，除了陌生化这一方面以外，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潮流也体现出规范化——反拨的趋力。如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盛行于西欧，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则与之相悖的浪漫主义又颇为行时，再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又是现实主义的崛起，后起的潮流成为对早先规范的反拨。
综合模式则是在上述模式之外的一些叙史模式。它主要包括：１、比较文学模式，即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史现象，从中整合出一种叙史维度。诸如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神话的地位并不高，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似乎是给神话加了一道紧箍咒。神话地位的不高也伴随着它的有欠于发达，这表现为难以理出一个严整、统一的神怪谱系。而在古希腊、古埃及等古代文明中，神话则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依据。那么在此对比中，中国神话也得作为较重要的部分来加以阐发，以形成对世界文化的对话效果。２、社会学模式，即把文学发展同社会状况结合起来认识。文学的变迁是社会总体变迁的一个方面，于是文学发展史就以社会的一般发展来参照，这在法国的文化社会学派的史达尔夫人、泰纳等人的文学史观中表露得相当充分。马克思的文艺观也有这一倾向。这一模式同进化模式有相关性，但又认为艺术并不简单地是进化式发展的，如马克思指出，“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门类的关系中有这一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①②］马克思认为艺术发展同社会有因果上的联系，但发展速度上可以并不同步，甚至也可能相反。３、碎片模式。按此模式观点看，文学史发展是不连续的、多样的，并没有什么统一的可以用循环、进化、反拨等来概括的东西。俄国民间文艺学家普洛普分析，俄国民间故事有３１种叙事单元，每一则故事只需从中撷取若干单元就可组构。那么，在民间故事的发展中，不过就是３１个单元在不同关系上的组构而已。法国的解构主义者福柯则认为，历史充满了无序和斗争，每一历史事件与过程都只是在偶然的机遇中形成，“福柯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碎片（fragments），他否定传统历史形式的可能性：不存在什么‘理性进步’、‘时代精神”、‘假设的整体’、‘主导的世界观’，只存在不连续的话语领域，其中有些遵循同一个模式，有些则不是。”［①③］碎片模式可以在论述中借用一些其它模式的方法，但它并不遵奉任何模式的精神蕴含。
以上的若干模式可以基本上概括文学史的思想线索的类型，它们之间互相对立着同时也可以相互补充。如循环模式对于文学传统的强调同规范化——反拨模式有抵牾，但后者明确了文学中有规范化就体现了原型的可能性，而规范化——反拨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规律，这本身也可以被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