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线索对于文学史的整合作用
如果说撰史者在写同一类型同一时期的文学史时，其文学线索基本相同的话，那么它的思想线索则可以是大相径庭的，由此它所体现的意蕴也就可以有所不同。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的地位历来都是不高的。而清末以来世风骤变，包括梁启超等一批文人对于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不只是把小说看做一种最高的文体，而且也看做是匡救世风、济世治国的重要途径。对此骤变，我们可以看出它是西方的影响传入中国后的一种反应。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锁的国门，而西方的强盛，自然成为国人欲图仿效的目标。在这时，西方文学中小说的崇高地位，自然地成为了人们注目的焦点，甚至也就有人认为，“是以列强进化，多赖稗官，大陆竞争，亦由说部。”［①④］这里的稗官即古时对说书人的称谓，说部则是小说的别称。他把欧洲列强的强盛归因于西方小说的发达，从直观的层面来看，这不能不算一个严重的误解。然而，如我们从理解它的产生原因，提示它的历史意义上来看，该误解就又有更深一层的东西值得思考。
一方面，当西方的武力叩开中国国门时，人们想到了富国强兵之策是应师夷技以治夷，走“中体西用”的道路。这条道路以清朝北洋舰队的覆灭表明了不可通行。当时中国海军的舰只吨位和技术装备不比日本海军差，但中国海军并没有现代海军的军事素质，这是甲午战败的最直接原因，它说明了在学习西方技术的同时还需学习他们的一些管理方式乃至一些新的思想。小说改革的势头可以说正是在这一自省下的产物。小说是“欲新一国之民”（梁启超语）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扬小说的价值是颇具眼光的。另一方面，西方走向强盛的原因之一，是文艺复兴后逐渐摆脱了教权统治，个人自由和权利得以申张，而在东方并不存在一个超世俗的权威机构，而世俗性的王权或政权在革新中的态度如何，起什么作用等才是改革成败的直接原因。小说在文学复兴后起到了个性自由的表达者的作用，它在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无法照搬到东方社会中。完全用西方的状况来看待东方，这正是赛伊德所谓东方主义的表征。可以说，是由某一思想线索切入后，这一文学史现象才能显示出它的意义。
思想线索对于文学史的整合作用具体地可在几个方面体现出来，它包括主题、文体、发展规律、作品意义等方面。
文学作品的主题可以定义为这个作品的中心观念或支配性观念。在文学批评中这算是一个主要对象，同时在文学史中也有主题学，英语中称之为“thematology”。如果说文学批评主要是针对写作文体自身的研讨的话，那么文学史中则主要是研讨一种文学的传统、惯例系统在具体文本中的个性表现。如感叹人生易老是中国诗歌史中的一个主题。这一主题在诗作中是以一些中心性的词汇组成意象来加以表达的，有时就是同一词汇在不同诗作中作出表述，体现出大致相近而又有自身个别特性的状况。如曹操父子二人都用过“朝露”来比喻光阴的易逝，仿佛那是很快就会干涸的露珠：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操《短歌行》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ｘī＠①。
——曹植《赠白马王彪》
曹操的“朝露”写于赤壁之战前夕。当时曹操北伐袁绍成功，大有荡灭群雄，一统天下之势，此番南征东吴也是志在必得，因此他的淡淡的哀愁是针对人生苦短、欲图立功不朽以超越生命的寿限，这是一种成功者面对生命问题时的焦虑。反之，曹植的“朝露”则写于长兄丕即位后对他猜忌、排挤的苦闷中。当时曹植与曹彪、曹彰兄弟三人都奉诏入京。曹彰在京师不明原因地死去。曹植与曹彪离京回封地时又被阻止同行，这是怀疑二人可能合谋造反。因此曹植是在极端的愤怒中写下该诗，这是一种失意者的焦虑。从主题学角度来看“人生易老”主题，从不同思想线索可以整合出不同的内容。从中西文学主题的比较来看，它缺乏面对生命易老时，西方浮士德式的对形而上理想的追求，也没有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式的坚韧，显得柔弱和悲观。然而从中国文化构成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缺乏一种宗教的终极关怀的目标，当人在面对生命有限、人生易老的现实时，自然有着这种或在自负中以成功来超越自然生命的大限，或在失意中叹惋生命无常的失落感，它们都是很真实地记录了人们的心态。而正是在这样的一唱三叹中，缺乏宗教的终极关怀的人才能有一种将心灵客体化而来的解脱感。
在文学文体的发展中，各文体在创作上体现为共时态，一个作家可以写小说，也可能写散文、写剧本等等。但在文体的产生上，它们是历时态的，有些文体很早就有了，但它后来已基本退出创作领域，如神话、史诗；有些文体则是晚近的产物，却后来居上，成为文坛中的主力，如长篇小说；还有些文体则根本上就是近几十年来才出现，如作为电影、电视剧剧本的影视文学。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追溯文体的发展线索时，可看出不同的方面。如从话语霸权这一当今的兴语角度来看，中国古典文学的格律诗（律诗和绝句）、词、曲的文体衍化过程中，诗是句式整一的，词、曲则多为长短句式，其中曲还可能兼杂了衬字和俚语，可以说诗体现出较强的文化压力，而词则给个人化的话语留下了一定空间，曲则更是社会文化惯例的格律要求与个人化的口语、俚语相结合的体系。在这一变化态势下，可以看出中心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在对文人的思想驾驭中逐渐地失势，结果是后来宋明的理学、心学发展出来以重建意识形态的规范，它使得人们由较为自由地心悦诚服地皈依孔学，变为多少是战战兢兢地慑服于理学、心学之道。只从文学的仪式作用来看，远古时期的神话、史诗和民间故事等是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是文学，同时也是历史和道德规范，其中体现出一种神圣性的凝聚力，而在当代人们的生活中，电视节目在家庭中扮演了类似的但却是世俗化的引导者角色，它成为人们消费模式的示范，文学只是在许多其它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并且它似乎只是引导人们通向其它目标的一个中介。
再从作品的意义上看，当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它时，它的意义可以是不同方面的东西。美国文论家ｈ·艾布拉姆斯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四要素说”，即从作者、世界、读者和作品本身四个维度来看文学的研究途径。从作家角度，人们是注重作家的原意，即创作意图；从作品角度，人们是注重它的字面上的本义；从世界角度，人们是注重它对社会的反映和它在社会的实际反响；从读者角度，人们是注重读者的阅读反应。这些不同角度对文学作品意义的揭示都是有道理的，但它们之间却可能是抵牾的，很难说它们是同样地合理的，我们只能从一个角度来说一个角度的道理。《诗经》中的好些篇什是民歌，作者本意是以自娱性的成分为主，但它后来被推崇到了文学经典的地位；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作品本来意义上是讽刺小说，而在今天的阅读氛围中人们倒更多地是看到一种悲喜剧的效果，等等。文学史在对过去文学作品的意义加以评说时，就涉及到采用何种思想线索来整合这些内容的问题。
可以说，文学史在文学线索上即给定的材料上，除了取舍及侧重点外一般差异不大，而且取舍及侧重点的选定本身就有了一个如何来看待它的问题。因此，各种文学史的差异，主要是由思想线索的差异所决定的。思想线索应作为文学史研究中的核心议题来认识。
注 释
①〔清〕黄宗羲《胡子藏院本序》。
②〔宋〕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
③〔清〕朱彝尊《陈绛云红盐词序》，见《暴书亭集》卷四十。
④ ⑤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ｐ．２２０，ｐ．２２３。
⑥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