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以取得成就至关重要。不过就接受克罗齐和其他西方美学家而言，朱光潜一直存在着纯粹学术以外的动机，也就承受着不利于学术的压力，这成为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障碍。

    接受中的转化

    王国维和朱光潜的接受方式有一个相似的特征，那就是缩小了叔本华和克罗齐美学的范围，并把抽象性转化为具体性。中国传统文化习惯于以具体的例证表达抽象的观念。就传统文论而言，除了《文心雕龙》以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对文学作品的具体鉴赏中表达文学观念，诗话词话这样的体例就体现了中国文论的典型的文体方式；这是西方所没有的。即使是《文心雕龙》，也多在对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论述中显示作者的观念，极少有人抽象地去探寻美的意义和本质，更不会把对美的探索当成哲学探讨。叔本华和克罗齐美学都是在最广义的范围中探讨美的本质的。叔本华的美在理念论是对于整个世界的认识，他的美学一直探讨的不只是文艺形式，而是对一切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哲学把握，文艺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且理念这一概念并非为了美学而提出来的，而是为他的本体论提出来，构成意志本体和现象之间的中介，来解释本体意志的单一性与现象世界的杂多性之间的矛盾。尽管这种解释并不成功，4但足以说明他的理念论所覆盖范围之广泛，而美学即对理念的研究也就几乎无所不包了。克罗齐的美学是对直觉的研究，直觉是认识的最基本方式，不限于对文艺作品的论述——不过克罗齐的艺术也和直觉等同，远远超出一般艺术的范围——这样，使他的美学实质上相当于一种哲学认识论，而且他确实是把美学当作对认识而不是对美的研究，尤其不是对普通意义上的文艺之美的研究。王国维除了对叔本华的纯粹介绍外，他所接受的叔本华美学思想一般体现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极少抽象地谈论美，即使《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带有抽象性，他也是着眼于文艺，古雅之美的提出则完全在于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总结，因此可以说他对叔氏美学的接受过程是一个具体化和集中化过程。朱光潜对美的抽象探讨相对多一些，但他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那就是美学应该以研究文艺为主。事实上，除了对克罗齐的直接介绍和批评，即使在对美进行理论论述的时，也不断地以文学和艺术为例证，并不象克罗齐那样作哲学认识论探讨。不过有段例外的时期，那是五十年代的美学论争时期，美学作为哲学在争论，他自己后来为此而看轻当时的论争。总的来说，他的美学也落在文学艺术作品上，明显地缩减了克罗齐美学所指的范围。而朱光潜试图以经验心理学来阐释克罗齐的思辩性美学，也可以看作接受中的具体化过程的另一种表现。

    传统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一个越来越引起注意的论题是现代学者在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对待传统的态度，以及对学术传统的具体继承和突破。现代学者的成就一方面体现在以西方学术方式和具体观念对文化材料进行整理和阐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自身对整个文化传统的深厚素养。我们曾涉及王国维和朱光潜与传统的关系，这里再从他们接受叔本华和克罗齐的方式上探讨这一问题。
    王国维和朱光潜在对待传统价值观的态度上，即使在最亲近西方文化的时候，批评也是相当温和的。他们在接触西方文化前，都打下了较深厚的旧学功底，尤其伦理价值观，他们在传统的薰陶中几已定型。尽管王国维在一些文章中曾发泄过“天才的愤懑”，显示出对环境的强烈不满，甚至在崇信叔本华时期还以西方价值标准对国民及传统审美趣味进行了贬斥，但他从来没有对作为理想的儒家价值观这一文化核心进行过批评。朱光潜除了五十年代以后出于压力批评过传统价值观——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人而言，仍非常温和——以外，一直很少表现出对传统的批评态度。但是在刚接触西方学术的时候，他们都对传统学术方式给予了相当低的评估。而且试图以西方学术改造传统。王国维《哲学辨惑》中认为西方学术优于中国传统：“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步伐严整者，其形式上孰优孰劣，因不可掩也。……且欲通中国哲学，又非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5


    他自己在对西方哲学史尤其是对康德、叔本华进行较系统的研究后，确实致力于以西方学术的眼光来整理评价中国哲学史，最著名的是他以性、理、命这三个哲学范畴为线索研究哲学史的《论性》、《释理》、《原命》三文，他以叔本华、康德的哲学对几个概念进行阐释，再对中国哲学史上各家见解进行评价。从几年前发掘的一些佚文看，王国维还用系统方法对从先秦诸子(老子、孔子开始)一直到清代的戴震、阮元的哲学进行了研究，这些论文大都概念清楚，条理分明，与传统哲学大为不同。在接受叔本华时期，他还从学术心态和治学方式方面对传统进行了否定。《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认为中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主要是因为传统文化过于注重实用，而不重视纯粹的真和美的研究，他在论及孔子这样的哲学家，杜甫这样的诗人都想当政治家，而国人的观念也不允许独立的哲学家和诗人存在后说：“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之兴味也。……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6
    王国维从思维方式上对传统学术的批评无疑几乎达到了全盘否定的程度，他认为中国学术尚未进入自觉阶段：“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辨(按：当为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之地位也。”7
    我们在这里探讨王国维与传统的关系对接受叔本华的影响，却论及他在接受叔本华后对传统的评价，似乎有些离题了，实则不然，这种评价虽然形成于接触叔本华以后，却又反过来对接受方式产生影响，因为接受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时间断面。这种影响既表明也使他对西方的接受不是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而是着力于学术方式的接受，其中包括叔本华的论证方式和抽象分析的方式。尽管王国维疏离叔本华以后的史学、小学研究，很大程度得益于乾嘉学派的具体成果和治学方式，也得益于西方汉学家如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的研究成果，但如果注意他论证问题的思路和总体把握对象的能力，确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而“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8因此可以说对传统学术的深刻批判助成了对西方的深刻接受，最后成就了国故研究的功业。
    如果说王国维的时代，接受叔本华多少要克服一些阻力，那么朱光潜的时代要想不接受西方文化，那得承受更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是新文化运动引起的。事实上，王国维主动地投入西方学术和叔本华哲学的怀抱，而朱光潜是相当被动地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的。他曾自述对待“新文化运动”的认识问题。“那时我是处在怎样一个局面呢？我是旧式教育培养起来的，脑里被旧教育所灌输的那些固定观念全是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目标。……你想我心服不心服？尤其是文言文要改成白话文一点于我更有切肤之痛。当时许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跟着咒骂过。《新青年》发表的吴敬斋(按：当为王敬轩)的那封信虽不是我写的，却大致能表现当时我的感想和情绪。但是我那时正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一点浅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