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化灵魂，就已经是最为出色的生命美学的研究了。例如，从曹雪芹的写女儿国到王国维的写《红楼梦评论》，再到陈寅恪的为柳如是立传，“著书唯剩颂红装”，“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其间的文化命脉的流动就何其动人心魄！帝王将相，乱世英雄，河汾之志，经世之学，文死谏，武死战，以及《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中所描述的生命历程，与《红楼梦》中女儿们的珠泪涟涟相比又岂可同日而语？前者铁马金戈，应有尽有，但是偏偏灵性全无，没有灵魂、尊严、高尚、人性、美丽，到处是生命的飘零、心灵的蒙尘、灵魂的阙如；后者却把一切都通通完全颠覆了：传统的一切被视若粪土，而灵魂、尊严、高尚、人性、美丽却被奉若神明。由此重理文化脉络，纵观中国美学的真正的大势走向，就不难从中国美学的一蹶不振中重新寻找到全新的精神资源。显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值得毕生为之努力的工作。遗憾的是，打通其中的一线血脉，不但需要渊博的知识，而且需要生命状态的息息相通。薛蟠们又如何读得懂林黛玉？ 
    在西方，借助于王国维、鲁迅的推荐与阐释，我们逐渐理解了《圣经》、奥古斯丁、雨果、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艾略特、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马丁·布伯、乌纳穆诺、马塞尔、蒂利希……等等。他们都不是“教授”，而是“美学家”，也都不是“学者”，而是独一无二的“个人”。在他们看来，那些“教授”、“学者”实在是苍白得可以，当他们矫揉造作地大呼“惊奇”时，也根本就没有触及存在的秘密，更没有任何灵魂的悸动。“必然”这个墨杜萨已经把他们都通通化为了思想的石头。而真正的美学家却必然是一些为思想而痛、为思想而病、为思想而死亡者（王国维就强调自己是为哲学而生，而不是以哲学为生）。对于他们来说，人的生存问题始终是一个根源性的问题，自由的超越性则是他们所关注的唯一焦点。他们“立足于“无何有之乡”，承担自己的被抛与无庇护状态，承担人的生存不接受任何先验价值的真实这一痛苦，承担生命之绽开只能以个体的形式实现这一悲剧，承担对于生命真实的领悟必须基于生命个体的亲身体验和印证这一界限，敬畏生命，纵身深渊，立足边缘，直面存在，洞穿虚假，承受虚无，领悟绝望，悲天悯人，从而，以审美之路作为超越之路，以审美活动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审美活动去创造生活的意义，以抵御物质世界对人的侵犯，以人的感性、生命、个体、生存重构审美活动，同样也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 
    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尤为值得注意。我们注意到，20世纪真正伟大的思想家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托尔斯泰秘密出走的时候，随身带的两本书之一，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他认为，人们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务身上“认出自己的心灵”。尼采在晚年才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一再表示21岁发现叔本华，35岁发现司汤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是相识恨晚。陀思托耶夫斯基是唯一能够使他学到东西的人，与他的结识是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成就。卡夫卡说：现在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读到了那处与我的不幸存在如此相象的地方。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按照美国学者白瑞德的说法，也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子弟。对于生命存在的困惑则是维系着他们的共同的东西。别尔嘉耶夫自己也评价说，没有一个人在基督教的写作上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深刻。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陀思托耶夫斯基与“原始问题”最近，而且思考得也最为深入。他说“上帝的问题折磨了我整整一生。”而且，他甚至表示：如果基督与真理不在一起，那么我宁肯与基督而不是真理在一起。而在少年时给哥哥的信中他也说：不知道自己“忧伤的思想何时才能平息”。在《醉与罚》的草稿中，他干脆袒露胸迹说：“在这部小说中。要重新挖掘所有的思想。”当然，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不是美学著作，但是，它实在比许多的美学著作都要精彩。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不是哲学著作，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思考成为哲学。白瑞德评价云：“俄国作家最了不起的，是他们直接把握了生命。”“俄国小说在骨子里完全是形而上的，是哲学的。” 这，当然首先就是指的陀思托耶夫斯基。事实上，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刚刚诞生的思想、未完成的思想、充满潜力的思想、赤身裸体的思想。因此，要进入美学谱系，把握美学的精神纪元、经典文本，从陀思托耶夫斯基开始，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与里尔克同时的旷世奇才卡夫卡说过：你在有生之年便已经死了，但倘若你有幸饮了里尔克这脉清泉，便能够死而复生。这，也是我们对于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生命美学为我们提供的充盈着无限思想活力的美学谱系的评价。“这脉清泉”倾尽生命孕育的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我们应该成为这一伟大的思想的心灵之子、精神后裔。这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也是我们的美学契机。 
                                    三 
    美学谱系的界定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开始，然而，王国维、鲁迅所开创的生命美学所给予我们的启迪还不仅如此。这就因为，生命美学与美学谱系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什么”， 而不是“应当”，那种预设答案的做法只能令人失望。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彼此共同提出问题。美学谱系固然是后来者的存在条件，但却毕竟并非后来者本身，后来者与美学谱系的对话只是为了构筑自己的世界。 因此，重要的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提出新的问题。 
    在王国维、鲁迅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一点。 
    例如王国维就尽管同样是从生命活动出发来考察审美活动，但却并没有局限于中国美学的生命观念，而是加以根本的转换。在中国美学，生命观固然不同，但是认为人天性是好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被外界污染的结果，却是其中的共同之处。儒家意识到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因此人即“德性”，道家意识到人只有在自然中才能生存，因此人即“天性”；佛家意识到人只有在空无中才能生存，因此人即“佛性”，至于“欲”，则只能作为德性、天性、佛性之外的东西，“拂”去，“避”开、“空”掉，但是王国维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认为人生从根本上就是悲剧，因为“欲”就是人之为人的本体（从个体角度，必然得出这一结论）。这无疑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的悲剧意识。是传统的“生生不已”的生命美学的“反讽”。 “原罪”的人格理想由此取代了“原善”的人格理想。中国美学的根本缺憾也被深刻地呈现出来，这就是未能与个体的生命存在严格对应。真正的文学艺术“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也， 一般的 “小说、戏曲、图画、音乐诸家，皆以株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保儒倡优畜之”，“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在他看来，这都是流泪的文学艺术，“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真正的文学艺术应该是流血的文学艺术。只有“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以血书者”， 才能“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也才是真正的作为“彻头彻尾之悲剧”的文学艺术。 
鲁迅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同样的向传统的生命观说“不”。人类无非就永远是“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人类自身也无非就永远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治一乱，血腥、杀戮、暴政所在皆是。至于理想的人性，则从来就没有过。即使作者自己，也只是具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由此，人性真是黑暗到了极点，丑陋到了极点。然而中国美学对此却毫无察觉，因此尽管意识到了生命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内在关联，但是由于审美活动没有从个体生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