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纵容黑暗？以“革命”的手段去反抗邪恶，结果自己却变成了邪恶；以流氓的手段去反抗流氓，结果自己却变成了流氓；以黑暗的手段去反抗黑暗，结果自己却变成了黑暗，这一切，岂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惨痛一幕？ 
    最终，雨果、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艾略特、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马丁·布伯、乌纳穆诺、马塞尔、蒂利希……的身影，就不能不涌入我们的眼帘。他们回应着格曼的《呼喊与细语》中的那些无望的呼叫，为我们展开着全新的生命：坚持面对绝望本身，绝不寻找绝望之外的任何替代来消解绝望，而且自觉地实现了对社会、政治等等的超越，但是他们又深知人性的栅栏何在、以往的失败何在，因此能够为爱而忍痛，为希望而景仰，为悲悯而绝望，不仅洞穿人生的虚无，而且呈现人生的快乐。用全部的生命承担、见证人类的神性本质。卡夫卡说：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海德格尔说：“疯子却是叫喊着上帝而寻找上帝的人。在这里，莫非实际上是一位思想者在作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我们的思想的耳朵呢？我们思想的耳朵总还没有倾听这叫喊吗？只消它还没有开始思想，它就还听不到这种叫喊。而思想何时开始思想呢？” 荷尔德林则说：他所呼唤的是“盛满黑暗的光明”。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也说：“用爱去获得世界”。由此，尽管黑暗、绝望仍旧存在，但是人们看待它的目光不再是仇恨的、冷酷的，而是悲悯的、爱怜的。因为他们已经洞察到，一切黑暗都是与自己融为一体的，其中也有着我们自己灵魂的黑暗，丧钟不但为世界而鸣，而且为自己而鸣，因而一个人面对黑暗之时，就肯定会对之投以深深的悲悯、爱意，从而超越仇恨、敌意，使得心灵恢复健康，世界焕发光彩，天空展现光明。   
    也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反抗走向了悲悯。与 叔本华、施蒂纳、尼采、黑塞、萨特、加缪等人不同，他们所更为关注的不再是控诉黑暗，而是赞美光明——哪怕是人性中一点一滴的光明。所以，雨果说：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马丁·布伯说：“敬畏上帝”；卡夫卡赞美“背负十字架的苦行”；里尔克呼吁“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其中的奥秘，则正如詹姆士·里德所揭示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分散的生命力集中起来。这就象修建水库的工程师所做的工作一样，把广阔平原上无数条分散的河水集中起来，再灌入到狭窄的水渠中。这不是真正在限制河水的力量。……一个人，只有当他的生活凝聚为一个统一体时，他才能获得一种完满的人生，或者说，他才能做到大公无私。” 为了说明自己的阐释，他还引用勃朗宁的话说：“世界好比一个棋盘，有人把它叫做附带着白方形的黑方形，有人则把它叫做附带着黑方形的白方形。有人把世界看作一个邪恶的场所，只是附带着一点善来作点缀。这些人越是盯着世界的阴暗面，他们的这种观点就越是根深蒂固，以致他们会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桩令人沮丧的充满危险的事情。在这种生活中，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遭到不幸。另一些人则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爱的场所，他们看到的是世界的光明面，黑暗只是分布在这个光明世界周围的不显眼的黑点。他们越是看着充满希望的事情，他们就越是能看到世界上到处都充满着希望。这种观点使他们生活的基础总是沐浴在爱与善的光辉之中……我们应该知道，即使生活把我们引向了它的黑暗面，从这黑暗后面射出来的光芒也将穿透黑暗，照耀我们。” 此言何其精辟！难道反抗的原因不是爱的缺席，反抗的对象不是爱的敌人，反抗的目的不是爱的恢复、滋长、发育、重建和完成？而且，倘若人们根本就体验不到无穷无尽的喜乐、尊严、神圣、爱意，那么我们承受黑暗、反抗绝望的动力何在？既然如此，从反抗走向了悲悯，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显然，美学应该被补上的极为重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新的一维至此也就呼之欲出，这就是：神性（这是信仰之维，也是爱之维）。 
这显然并非中国美学家的思想之所能。 记得有人曾经提示：同是面对苦难，中国产生的为什么偏偏是硬骨头的鲁迅,而不是软骨头的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假如鲁迅也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刑场，他肯定还会是硬骨头的鲁迅。确实，鲁迅尽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誉有加，但是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却“常常想废书不观”，可见，在中国这块两千年来从来就没有提供过爱心、温情的黄土地，也根本就无法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然而，这也并非叔本华、施蒂纳、尼采、黑塞、萨特、加缪等人的思想之所能。蒂利希发现：叔本华、施蒂纳、尼采、黑塞、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他们所揭示的都是一些人类本来应该知道但是却偏偏忘记了的东西。然而，他们却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只能以以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身份提出问题，但是却不能以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身份解决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存在主义之中，而在一个更加伟大的思想传统之中。 
    这个伟大的传统，就是西方的希伯莱文化传统。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于美学而言，我们亟待“懂得”的，就是西方的希伯莱文化传统。问题十分清楚，至今为止，尼采所预言的“超人”至今也没有诞生，但是人类承受的压力却是只有超人才能承受的压力，对此，人类又如何能够承受？而唯一的对策，就是重返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然，世界已经成年，因此它未必需要什么宗教，但是它却肯定需要一种宗教感——一种信仰。培根说：“粗知哲学，每使人倾向于无神论，然而精研究哲学，则使人皈依宗教。”因此，海德格尔才会说：我的哲学就是对于上帝的期待。艾略特也才回说：你来这里是要跪下！当然，这里的“跪下”与那个已经被杀死的上帝并无关联，而是某种灵魂的皈依。这正如雨果在《石头下面的一颗心》中所提示的：“某些思想是祈祷，有时候，无论身体的姿态如何，灵魂却总是双膝跪下的”！ 
思入“神性”，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这是最后的希望。 生命之树因此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受难呢？生命美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回答。 
1990年，我就说过：我们的“目标不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神性”。“学会爱、参与爱，带着爱上路，是审美活动的最后抉择，也是这个世界的唯一抉择！” 可惜的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至今未能在美学界掀起些微涟漪。 不难预见，如果美学不为自己补上“神性”一极，就仍旧是思想的荒漠，21世纪的情况也绝对不会比20世纪更强。 
    鲁迅说：“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舍斯托夫说：“这类为‘地下’人发现的真理，……决不能也没有必要把它们变成共同的财富。”   
    佛洛伊德说：“如果我不能使上帝快活，我就把地狱唤醒！” 
    我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