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不容任何的外在污染，“洁本洁来还沽去”， 因此而坚决拒绝进入社会、政治、学校、家庭、成人社会。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同情”。 鲁迅先生发现：“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堪称目光犀利。然而，曹雪芹的为美学补“情性”却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发乎自然的 “怜悯之情”实在脆弱之极，人性根本无从在其中维系，而顶多只象征着中国美学的最后一声叹息。我们看到：宝玉最后也发现自己的同情是无效的,自己不过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黛玉的结论更是“无立足境，是方干净”。 最终，既然连动物、花草、儿童都天生禀赋的"情"都无法立足。中国美学也就从此 “泪尽而逝”，成为绝响。 
    我们高兴的看到，中国美学的上述缺憾，在王国维、鲁迅那里，有着清晰的洞察。个体生命存在，就是他们所始终关注的中心。王国维的为人性补上“欲望”，应该说较之“德性”、“天性”、“自性”、“佛性”都要来得真实。“居忧患言忧患，而无希求解脱之勇气，则天国与地狱，彼两失之；其所领之境界，除阴云蔽天，沮洳弥望外，因无所获焉。”始终被遮蔽着的个体生命存在本身，由此而俘出水面。在此基础上，鲁迅再为人性补上“反抗”， 他深悉儒家所导致的社会黑暗与道家所导致的心灵黑暗，也深悉“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与“天国”、“无限的宇宙”、“止于至善”、“高超完美之极”、“心造的幻影”、“好梦”、“天国”、“理想家的黄金世界”等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理想的虚妄，认为既然人性是没有任何理由的，那么，干脆在毁灭的坠落中品尝生命的大欢喜，干脆“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干脆“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干脆与“黑暗捣乱”、“玩玩”、“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干脆在无路中走路，在歧路中走路，明知没有出路，也要截断逃路，而且绝不问路，干脆就去做“地狱”之梦、“深渊”之梦、“黑暗”之梦，干脆在“废弛的地狱前沿”开“惨白色小花”……这种 “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的绝望的抗战，堪称20世纪中国美学的最高境界。 
由此，不再是“我逍遥（逃避）故我在”，而是“我反抗故我在”，中国美学终于走出了“欲望”，并且面对着新的历史契机。 


                                    四 
    如前所述，生命美学与美学谱系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什么”， 而不是“应当”， 因此王国维、鲁迅与美学谱系之间是在彼此共同提出问题。事实上，在我们回顾王国维、鲁迅的美学探索之时，也是在彼此共同提出问题，也只是为了构筑自己的世界，为了提出新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如何从王国维、鲁迅接着讲？ 
    在我看来，王国维、鲁迅的美学探索并非美学思考的结束，而只是美学思考的新的开始。这因为，他们的美学探索同样有其缺憾。例如王国维，在他为中国美学补上“欲望”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陷入了绝境。因为以“欲望”为本体，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势必走向绝望，随之而来的只有两条出路，或者与欲望共舞，或者越过“欲望”走向“神性”，王国维没有选择这两条路，因为如果这样去做就或者要有极大的勇气，或者要有信仰作为支撑，例如他所服膺的叔本华的“绝望”就是同时与“解脱”并存的，正是由于“解脱”的作为“绝望”的解毒剂的存在，他才没有走上悲观主义的绝境。但是王国维却并非如此。他既没有极大的勇气，也没有信仰作为支撑，因此，他的“欲望”必然同时就是死亡之路，必然只能是以自杀来出让生命的尊严。而他的在1912年从“忧生”转向了"忧世"，不惜以外在的目标老掩盖生存的根本困惑，原因也在这里。这样，王国维的“欲望”固然有助于中国美学的走出“欲望”，但是在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上，却有着严重的不足。 
    鲁迅的成功，恰恰在于能够以极大的勇气面对绝望。就直面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而言，在20世纪，没有人能够出乎其右。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只有鲁迅在受苦,我们在享福。考虑到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应该说，鲁迅的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鲁迅的选择也有其不足。首先，鲁迅最终并未能将绝望进行到底，这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同时从他的不敢以绝望示人也可以发现。这从许广平介绍的他自己虽然绝望但是却又希望给青年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印象中即可看出。在晚期，犹如王国维的从“忧生”转向了“忧世”，他甚至逃入启蒙者的阵营或政治反抗者的联盟，希图寻找绝望之外的替代品来消解绝望，这难免给人以因为绝望而聊以启蒙的误解。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鲁迅的心灵中从来不曾纠缠过陀氏“”的困惑，而是既然不能在虚无世界中逍遥，就干脆让自己成为一块石头，冷眼、铁血、阴毒、玩玩、走走、以及“对于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但是，其中的根据究竟何在？鲁迅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为什么明知“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却不能“除去”？而且，必须诘问的是，“想除去他，而不能”，就是不“除去”的理由了吗？鲁迅说：“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可是，这样一来，以扛起“黑暗的闸门”著称的鲁迅是否会变成另外一座“黑暗的闸门”呢? 
    不过我们当然无须如此这般地苛求鲁迅。在这片缺乏精神资源的黄土地之上，鲁迅能够彻底走出传统的误区，去直面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已经可以说是达到到了一个绝对的精神高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毕生努力，向后人呈现了在以中国美学作为精神资源背景的情况下的对人性加以现代重构的全部过程以及最终极限——包括他最终的完全绝望。在他之后，我们最为万幸的是，已经无须再重涉他的探索之途，就可以把美学“接着讲”下去，因为，我们的精神处境已经如此明显，用鲁迅自己的话说，除了“别求新声于异邦”，已经没有任何的出路。 
    由此，我们不妨将探索的目光再次投向西方。 
    在西方，我们同样看到了王国维、鲁迅的身影，这就是叔本华、施蒂纳、尼采、黑塞、萨特、加缪。他们都看到了以逻辑论证去说明生命存在的荒谬，因此而出现的走向尽管稍有不同，例如叔本华走向了生命的悲观主义，尼采等人走向了生命的乐观主义，但是生命的绝望，却是其中的共同之处。结果，他们自以为是站在圣殿中向世界宣战，但是实际上却是站在了悬崖边上并且摇摇欲坠。俄罗斯思想家指出：“尼采的审美警句和审美判断精妙细腻，令人叹服，然而在道德政治问题上他却是个野蛮人。”托马斯·曼说：“作出这种区别不免幼稚，因为尼采大肆宣扬野蛮只是他的审美醉意狂放不羁的表现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种区别揭示了一种我们完全有理由细加思索的相邻关系：唯美主义和野蛮主义的相邻关系。１９世纪将近尾声时人们还没有看见、感到和担忧这两者近在咫尺的现象。” 但是在20世纪已过尾声的今天，我们必须“看见、感到和担忧这两者近在咫尺的现象”。毕竟是连尼采自己也在追问：在杀死上帝之后，我们将如何安慰自己？倘若我们放弃这一追问，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对黑暗、如何瓦解黑暗？如何使自由、平等、博爱、信仰在贫瘠的心灵大地上生根发芽？一味的批判、颠覆、反抗、冷嘲、热讽、以血还血、以暴抗暴、以革命对革命、以流氓对流氓是否就能够驱散黑暗？就能解决问题吗？而且，以血还血、以暴抗暴、以革命对革命、以流氓对流氓固然是对于黑暗的极为凶残、卑劣的反弹，但这是否也是也是黑暗传染给我们自己心灵深处的精神病毒？我们竟然借助与黑暗力量完全相同的手段去反抗黑暗，这究竟是反抗黑暗还是参与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