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化积淀的世俗化实践理性，而企图以西方基督教精神为参照系严峻审视传统文化，以期唤醒吾国吾民的超越之魂，另一方面又优心于世界的物欲化、而致力于建立生命对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无条件依赖，对启示真理的无条件关切，以求救赎现实迷途中的文化与沉沦中的人。
这一思想要“诗化哲学”研究中初露端。“诗化哲学”是一种准先知式的申诉性的言说方式，它以灵性的言语挑战自明的理性，以微妙的精神对抗几何学的理智，以丰厚的生命体验消解逻辑的泠酷禁今，以对存在的终极关怀克服工于盘算的工具理性，总之，以激悦的诗性流露，寂寞的精神漫游，以及它独具的苦难决心与悲剧精神，扫荡了自然意识、实践科学、世俗精神、技术文化抑制、伦理禁锢、蒙味与野蛮。
“皈依”思想在“神学沉思”（祈祷）中得以圆成。“神学沉思”是一种期待上帝之意，是精神性的存在方式。人面临现代人生存的迷乱，探进生命裂变的苦恼深渊，独步在充满悖论的生存境界，力行上升与上帝交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倾听奥秘、解破迷思（神话）。“缺矢精神”的汉语文化传统与“蔑视精神”的现代文化处境，激发“皈依论”重新思索人的本性。“人为中心”的现代思想体系尤其是当代汉语文化中朴索的人本思想，隐匿了“人为工具”的取向并藏有把有平均化、无个性化以及放逐存在的精神性的劣势祸根。“皈依说”“人是精神”的定位比较现代“人为中心”的各种定位更和乎人的本质，更少思想的偏执与病态。“人是精神”原为K·拉纳所论证，具体的涵义有：1）。人具有倾听“奥秘”，趋近神圣的能力，人为了获得神性而带着神性在神性之中存在并且执着地朝向神性。2。人能够在信仰中发现一种唤起信仰而又捍卫信仰的词语。这一神圣传谕的悦耳之奥妙之声指引了期待上帝之思，启迪了拯救之魂，也激活了上升的精神对流，人的存在就在倾听与重复这唯一的，无条件的词语。3）。人的精神朝向神圣，人的灵魂向信仰尚开，因而人的存在是永不完善的精神存在，人向神圣生成，这是生命的精神化，神性道现肉身，这是精神的生命化，此两个向度充满了悖论与张力，因而人只能倾空自己，为苦难而感悟永不完善的启示，现代的悲哀正在于人是精神的遮障，即倾听神圣能力的萎蚀，神圣语词的失落以及人性的封闭与窒息。
进一步检讨西方现代精神流变，“皈依论”探索皈依神圣的可能性。它认为，西方有两重真理源头，一是形而上理性真理，一是；神圣天启真理；西方有两个上帝，一是形而上学的上帝，另一是《圣经》的上帝。作为幻影而消逝的真理是前一种真理，在尼采那里死亡的上帝是前一个上帝。虚无化而幻灭的是工具理性，而不是神圣精神的启示，荒诞而可以嘲笑是虚幻的伦理冲突带来的悲剧。只要《圣经》中的上帝不朽和启示真理存在，人就可以实现精神的超越，人的感领之魂则会将荒原上的苦难泪水化作拯救的雨水，在衰微的世界再度辉煌。
“皈依说”弘扬人的精神性，力图超出地域本位，自我本位与民族本位，引导汉语文化向普遍精神敞开，接通传统与神圣，实现上升运动的精神对流。由此向汉语文化传统发难，认为汉语文化语言及其流变的本文中神圣精神阙如，超越维度虚位。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则是以天道、家国为本的虚假共同意志阴死了趋向神圣的精神，在这一语境中的个体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和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因而也具有短缺精神视力的盲目和野蛮；表现在道德伦理上，则是维系世俗化生存方式，拒绝罪性和忏悔，以内化的良知取代神性的荣耀，以理想的道德主体放逐对神性的期盼，因而这一教化系统远离了存在的本真意义与价值；表现在艺术境界中，则是偏重古雅、和谐的美的境界，而少有敬畏、冲突的悲剧，空灵大于凝重，消遥遮蔽执着，只有天、地、人三方的感通，而缺少神圣参与世界园舞，总之，此一境界缺乏了精神上升运动的超越之维。扳依论“就此提议中止汉滞文化传统，悉心养育倾听奥秘的精神听力和透视生命的精神视力。


建构汉语文化的精神性这一取向有独特的当下文化语境。第一是西方思想的激进虚无主义走向。西方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在生活世界的危机中纷纷陨落，终极关怀、价值理性、存在意义也一一为后现代主义扫荡和埋葬，精神荒原与信仰废墟上只存依稀改善的无主体差异踪迹的游戏，迷惘的此在与茫然的异在都告示西方文化的式微，而今追思神圣实在是文化未日的不安、惶惑的征兆。第二是边缘文化一地域文化的颠覆运动。南美丛林文明、加勒比海洋媾合文明、非洲原始文明、东亚伊斯兰文明都已开启了非西方中心、反西方文化霸权的竞技、反抗、侵越运动，多元文化的狂欢总让人不禁怀想精神上的千年梦想。西方文化身身的虚无化和地域文化的涌动，都引发了为类当下与历史，存在与价值负载的可怕断决，这刺激了当代汉语文化批判的生存焦虑和神圣忧国，传统语境被迫向普遍精神敞开，形成上升的对流运动。第三是当代汉语文化自身独有的困境。西放晚近精神的衰微是汉语文化批评的发起的背景，西方的没落是东方的起点，但不幸的是，汉语文化批评随着西方精神的空前荒原化而日益走向虚无的幽谷，西方人为超越生活危机而倾力消解的神圣精神正是汉语文化的不在之灵。在这三重语境中呼唤精神性，“皈依说”切入了文化的现时困者，也没有偏离现实关怀。
“皈依论”有两理论误区。第一是忽视了信仰的批判理性根基与文化启蒙的先导。存在接纳神圣、大道与神言通融、汉语文化与基督精神的汇通、个体对神言的倾听，这都是一些理想的预设，如若没有浓厚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理性作为根基，那么不但上升的精神对流十分滞凝、艰难，而且信仰的撒播也只能是罢蛮与迷信的撒播，最后必无所适从地委身虚无，盲目无待地向虚无滑落。没有慈善理性，就没有精神资源；没有文化启蒙，就缺乏生存策略。在精神资源匮乏、生存策略贫困的大地上建造神文以驱逐人文，这无补于文化的开创与自救，反而加速生命的自毁和个体的毁灭。第二，“皈依论”所线扬的超自我、超地域、超民族的普遍精神、深深隐含着西方中心主义。所谓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说法是以西方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普遍样式，以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参照中心，辩护其话语的主人地位、统治权力和宰制优势，从而规定他人的生存方式、理解前提及其发展范式。西方精神中心的确立和文化权威的形成伴同着征服与剥夺，并且纳入了世界市场的开拓与殖民化的“一体化”历史行程。晚近西方文化的发展大势表明，西方中心景义无可拘回地失落了。“皈依论”所倾陶醉的“神圣精神”也只能是西方文化荒原上飘的怀旧梦想，信仰废墟上的先验幻觉。相反，在话语的普遍生成、全面生长的多元共一的文化狂欢，不仅为文化的自我奋进增进了潜在的力度，也为文化转型裂变中的更新呈现了可能的契机。否仍然执迷一个中心、赋予基督精神以主宰汉语文化甚至普渡世界危机的霸权？民族精神必须有自 的“自道”，“不在之魂”也只能在个体血肉之躯，经由苦难的铸造和磨砺才能升腾，超越自我、超越地域、超越民族本位而臻于神圣，立于不败。
五、拒绝预言，也非结论
上述考察表明，文化不执泥于理性积淀，感性对理性的超越以及个体对整体的冲撞总会遭遇存在的界限，文化批评又决不可能终止于“超验的神性”。美学导引的文化批评还必须对付文化传统的转型与裂变，回应生活世界的挑战和震荡，因而：
（一）、美学与文化批评急需一种语言学的转向。从理论上说，语言在本质上既是构建人的世界的精神潜能，又是规范生存的内在形式。无论是说语言作为存在的家园，还是深信语言是能指符号的差异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