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哲学的研究是十分的深刻的,下面西方哲学论文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欢迎大家浏览。
从“人类死亡判定标准的演变”中不难看出,死亡问题不仅是一个相当古老的话题,而且也是一个同身心关系或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紧密相关的问题,因而归根到底也是一个同哲学和宗教学的基本问题紧密相关的问题。因为事情诚如恩格斯所说,不是别的,正是身心关系,或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亦即何者第一性及其同一性的问题,构成了哲学或宗教学的基本问题。⑴因此,为了对脑死亡问题有一个深层次的认识或理解,对死亡现象作一番哲学或宗教学的考察是必要的。
具体地说,我们将依次扼要地对死亡现象作哲学的、宗教学的和文化(丧葬文化和祭祀文化)学的考察。而这就在事实上关涉到了人类精神的三种主要形式,即哲学、宗教和文化。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宗教和艺术虽然都能够表达终极生存,表达绝对精神或普遍精神,但表达的方式却有高低之别。这是因为既然“普遍精神的定在的要素,在艺术中是直观和形象,在宗教中是感情和表象,在哲学中是纯自由思想”,⑵则艺术形式就势必低于宗教形式,宗教形式也就势必低于哲学形式。这样,虽说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问题,人类对死亡的宗教学思考和文化学的思考是在先的,然而,既然在一定意义上,对死亡的哲学思考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精神形式,那么按照马克思所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说法,⑶在叙述中,我们就将打破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历史顺序,并将这一顺序颠倒起来,首先对死亡现象作哲学的考察,继之对它作宗教学的考察,最后对它作文化学的考察。
死亡问题并不只是现代社会向人们提出的问题,也不只是文明社会向人们提出的问题,而是一个差不多和人类同龄的非常古老的文化问题。“人类从几百万年前诞生之日起,至少从直立人开始向智人过渡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起,就开始面对同类的死亡思考起死亡问题来了。”⑷从欧洲莫斯特文化遗址中的墓地到高耸入云的埃及的金字塔,⑸从中国山顶洞人尸骨周围的赤铁矿粉末到澳大利亚“梦戈三号墓”中的红赭石,⑹从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阔谈阴间的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到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痛哭故去挚友的吉尔伽美什,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的见证。然而,这些尚不是对死亡现象的哲学思考。因为在这里,对死亡现象的这些史前时期的思考还只是以“直观和形象”、“感情和表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还未曾以“普遍概念”或“自由思想”的形式表达出来。而为要完成这样一种认识上的飞跃,是需要诸如“人的个体化”、“精神自律信念的破除”、“时间观念的更新”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等一系列条件的。⑴换言之,人类对死亡现象的哲学思考或死亡哲学,是伴随着哲学的出现而出现的。
死亡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对死亡现象的哲学思考,它虽然也以人的死亡为研究对象,虽然也十分关注与人的死亡有着紧密联系的种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但却旨在凭借哲学概念或哲学范畴对这些事实或现象进行总体的、全方位的形而上学的考察,换言之,它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或曰“死而上学”。因此,在死亡哲学里,我们谈论的是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亦即死亡的不可避免性与可避免性)、死亡的终极性与非 终极性(亦即灵魂的可毁灭性与不可毁灭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亦即死而不亡或死而不朽)、死亡和永生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的自由(如“向死而在”与“向死的自由”)、生死的排拒与融会诸如此类有关死亡的形而上的问题。而且,也正因为它同研究死亡的各门精确科学或具体科学有这样一层区别,它才获得了一种独有的超越地位,既有别于宗教神学和文学艺术,又对一切有关死亡的形而下的研究有一种普遍的统摄作用和不可抗拒的指导力量。⑵然而,“死亡哲学”虽然只有一个,但人类对死亡现象的哲学思考的表现形态却是多种多样的。鉴此,为了展现人类对死亡现象进行哲学思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我们将分别讨论西方死亡哲学和中国死亡哲学。
一 死亡的本体论与世界观意义:“哲学即死亡的排练”
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含摄两个层面:其中一个层面是说,我们应当用哲学概念或哲学范畴来对死亡现象作形而上学的考察,另一个层面是说,我们只有通过体悟死亡现象,方可达到对终极实存或哲学本体的认识。因此,如果我们从第一个层面看问题,我们不妨把死亡哲学称作一门应用哲学或关于死亡的哲学。但是,如果我们从第二个层面看问题,我们就似乎应当把死亡哲学理解为一门哲学发生学。如是,则死亡哲学就不仅属于哲学,而且它事实上是一门元哲学。因此,这后一个层面在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的意义中将占有更为突出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阐述死亡哲学、在讨论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时,将首先讨论这一个层面,尔后再讨论另一个层面。
在西方哲学家中,第一个明确地从哲学发生学的角度阐述死亡的本体论和世界观意义的,是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因为正是柏拉图第一个明确地把死亡或死亡意识同哲学的生活道路和思维方式、同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和基本途径联系起来予以考察,提出并论证了“哲学是死亡的排练”这一流传千古的哲学名言。
我们知道,柏拉图原来对哲学并无兴趣,他梦寐以求的是要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大诗人。只是由于后来同苏格拉底的“邂逅”相遇,为苏氏生为哲学事业而生、死为哲学事业而死的伟大精神所鼓舞,才一该初衷,焚掉全部诗稿,依然踏上献身哲学事业的坎坷道路,并为此不懈地奋斗了半个世纪。因此,在柏拉图看来,哲学首先是一门做人的学问,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要求哲学家放弃普通的世俗要求,有一种超然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超然个人生死的思想境界,有一种自觉的死亡意识。哲学家的生活无他,就是从事哲学研究,而所谓哲学研究,就是不断趋向这样一种思想境界、逐步树立自觉的死亡意识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排练演习,为死亡,亦即为达到一种没有身体框架局限的存在作准备。柏拉图所谓“哲学乃死亡的排练”,即是谓此。
需要指出的是:当人们谈到柏拉图的这个哲学典故时,常常把它说成是“哲学乃死亡的默思”,这是不贴切的。因为当柏拉图这样说的时候,他所用的希腊词是“Мελετη”,而“Мελετη”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并不是“默思”(“meditation”),而是“排练演习”(“rehearsal”)。从而,柏拉图的这个典故所要强调的在于:哲学主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把有无自觉的死亡意识看作是鉴别真假哲学家的试金石。在他看来,那些缺乏自觉的死亡意识、对死亡问题看不破和透不过的人,即使看起来十分博学,却充其量是一个卖弄学问的“智者”,终究算不上一个“真哲学家”的。只有那些不懈地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不懈地“专心致志于从事死亡”的人,才配得上“真哲学家”的称号。(参阅柏拉图:《斐多篇》67E。)
哲学是“死亡的排练”,其间不仅有道德伦理(“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真”的问题。什么是哲学?在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哲学叫作关于“善”的知识,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又可以把哲学叫做关于“真”的知识。然而,不管是“善”的知识,也不管是“真”的知识,在柏拉图看来,归根到底都是关于“理念”的知识。诚然,我们还有想像、信念和理智,但是,由于它们无论如何都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同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发生联系,因而都算不得真正的知识,至少算不得“哲学”知识。所谓哲学知识,就是理性知识,即关于理念的辩证法。它是一种同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毫无干系的、关于永恒无限的、纯粹精神性的东西(即理念)的知识,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关于“一片空灵”的“真际”的知识。⑴因此,一个迷恋于尘世生活、贪求有生有灭的个体事物、执著个体有限身体和有限生命的人是难得超脱事物世界、步入理念世界、获得哲学知识的。⑵只有那些具有死亡意识的人,那些从身体“监狱”的“囚禁”中最终解放出来、从而彻底克服掉肉体感官的障碍、完全摆脱意志和欲望的羁绊的人,才有可能登堂入奥,进入神圣的理念世界,获得真正的哲学知识。
总之,对柏拉图来说,哲学不在死亡之外,而在死亡之中,它是一种非经过死亡这道门槛不能透悟的学问,它就是“死亡的排练”,就是死亡意识本身。真、善、美在哲学家的死亡的排练中,在哲学家的死亡意识中是三位一体的。哲学家追求正义、追求善、追求真理、追求美和追求死亡,这些统统是一回事。因此,对于“真哲学家”来说,问题不再是怕不怕死亡,而是何以在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中去觅求知识、真理、美德、美、正义和哲学。
毫无疑问,在西方哲学史上,从哲学发生学这样一个理论高度来审视死亡的哲学家并不限于柏拉图一人。例如,现代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就曾说过:“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如果没有死亡,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这是因为在叔本华看来,人最根本的欲求是生命,最大的敌人是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这样,哲学作为一种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的见解”,作为对人类普遍存在的死亡恐惧症的一种“治疗”,其存在的绝对必要性,就不言自明了。因此,叔本华强调说:“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主要即为针对这种目的而发,以帮助人们培养反省的理性,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各种宗教和哲学达到这种目的的程度,虽然千差万别互有不同,然而,它们的确远较其他方面更能给予人平静面对死亡的力量。”⑴此外,现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1969年)1948年在瑞士巴塞尔大学就任教授职务的演说中也曾经强调过“从事哲学即是学习死亡”这样一个哲学命题,而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在他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也曾提出和强调过“辩证法是死”和“死亡是不朽的本原”这样一类哲学论断。
二 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死亡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然而,用哲学概念或哲学范畴来讨论死亡现象毕竟是死亡哲学的一项基本内容。在死亡哲学里,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死亡的必然性或偶然性问题。
在发展了的人类看来,人固有一死,不过是迟早而已。诸如身体器官的失灵,年老而至的体衰,都是显而易见的证据。但原始人却不这么看,他们在死亡问题上,也如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尚无因果必然性概念,他们并不把死亡看作人类固有的一种必然属性。在他们看来,年来体衰和死亡有什么关系?他们不是见到一些年事很高的人依然健在吗?而且,年老体衰本身不也和我们患上别的一种疾病那样,完全由外在的神秘力量所致吗?例如,仇敌不是可以把人杀死,巫术不是可以使人染上致死的疾病吗?“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要想像‘自然死亡’实际是不可能的。须知这是一个和其他观念毫无共同之处的独特的观念。”⑶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