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语言是欲望的语言。欲望作为潜意识借助符号、隐喻和形象等起作用。在此意义上，它就象一种语言。但拉康认为，潜意识惟有获得语言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存在。人不仅有欲望，人甚至就是欲望。欲望表现为需要、匮乏、意愿和愿望等。人的欲望从自身出发，但又指向自身之外。因此欲望是意向性的和对象性的，并始终呈现为对某个东西的欲望。人的欲望原初性的是身体的欲望，即本能。所谓的基本本能无非是食欲和性欲，前者指向特别的物，后者指向作为异性的人。身体性的欲望逐渐发展成心理的、社会的。最后欲望以致成为对于欲望的欲望，这种无边的欲望就是人们所说的欲壑难填。

　　第二种语言是工具的语言。工具是手段，它服务于某个目的。语言的工具性一向为人所知，它是思想的外壳。仅仅把语言理解为工具是片面的，而仅仅将工具理解为外壳更是片面的。语言的工具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一，显示。没有语言，思想是空洞的，存在也是黑暗的。正是语言将思维和存在的本性显示出来。其二，构造。语言在显示存在和思想时，并不是如同镜子般的被动的反映，而是对于思想和存在的积极的建构。因此所谓的存在和思想实际上都是由语言所理解和阐释的存在和思想。只是当语言的建构被忽略不计的时候，人们才能想象在语言之前的那种非语言的存在和思想。但这种想象其实也是语言的建构。其三，传达。语言的传达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即它是信息的发出、接受和反馈的系统。这一系统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而且也存在于人与物之间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计算或算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会思考，如果我使用这种手段，目的会如何；如果我使用其它手段，目的又会如何。这种对话表现出了语言工具的控制特性。

　　第三种语言是指引的语言。它是我们所说的道、真理和智慧等等。它既表现为系统的文本形式，也呈现为格言、箴言。这些话语不仅是陈述性的，而且也是虚拟式的、命令式的。智慧是一种知识，特别是关于人的规定的知识。所谓知识就是知道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哲学上的存在与虚无、是与非、真理和谬误等的对立。关于人的规定的知识的获得不仅依靠于人与动物的区分，而且建基于人与自身的区分。通过这种区分，人成为了作为人性的人。智慧的话语就是这种关于人的规定的言说。它是道，并因此作为道路，成为人可以行走的。

　　概而言之，欲望的语言是黑暗的，因为它基于人的本能和无意识；工具的语言是镜似的，凭借于它反映或者表达；真理的语言是光明的，这在于它是纯粹的，并穿透那些不纯粹的。

　　这三种语言在语言整体中形成了复杂的交叉关系。欲望性的语言是原初已经给予的自然事实。只要人存在，只要语言存在，欲望性的语言就会首先言说。但欲望性的语言必须借助工具性的语言而实现自身，同时它也必须在智慧或者真理性的语言的指引下获得一个属人的历史性的尺度。在此工具性的语言的本性是确定的，即保证欲望性的语言和智慧性的语言实现。不管是欲望性的语言，还是智慧性的语言都有赖于工具的运用。虽然真理的语言达到自身纯粹性是通过与欲望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的区分而实现的，但是真理语言的指引性刚好又在于对于欲望语言和工具语言的划界。一方面它给欲望划界，区分可吃的东西和不可吃的东西，可成为性的对象和不可成为性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给满足欲望的工具划界，区分在吃的过程中可采用的方式和不可采用的方式，在性的过程中可使用的手段和不可使用的手段。在此，真理的语言就是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划定一条边界，但这个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地游移和新生。因此真理的形语言成了一个世界，同时又构成了一个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人性的生成。在欲望方面，吃饭不再只是满足充饥，而是成为美食和礼乐，性交不再只是为了生殖，而是升华为欢乐和爱情。同时在工具方面，手段不异化为目的，而是保存为手段，它不只是为了欲望，而也是为了真理。

　　欲望性的话语、工具性话语和智慧性的话语的关系在语言整体中表现为游戏，因此语言就是欲、技和道的游戏的言说。这才是真正的语言游戏。语言整体中三者自身的游戏角色是由相互的差异所确定的。同时它们的游戏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既定的原则。整个游戏就是欲望、工具和智慧三种话语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是战争与和平的无穷推进。在游戏中，欲望的语言不断地言说，工具的语言不断地言说，智慧的语言也在不断地言说，由此形成语言的不同的历史形态。为什么某一历史形态的语言是如此？它没有必然，只有偶然。语言游戏始终是开放的，因此始终是生成的。

　　难道语言只是沉浸于自身的这种游戏吗？如果它不是，那么语言游戏是如何相关于人的？语言游戏绝对不外在于人，仿佛幽灵们的舞蹈。相反语言游戏始终发生在人之中，并且将人拉入与语言游戏的关联。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人是一言说者，因此人是一语言的存在。人的语言性存在表现为：人言说并倾听语言，由此人与他人打交道并与万物沟通。人在语言之网中，区分、选择、决定并开辟自己的道路。

　　语言与人的这种关系也说出了语言与世界的可能关系。语言当然不是世界。在语言可能设想的各种世界中，语言只是这无数世界中的一种。但是语言相关于这些世界，它包括自然世界、人类世界和精神世界。语言和这些众多世界的关系只有唯一的关系，即言说。言说除了言说之外便没有其它什么。但它能让存在。言说是人的行为，并且能够变成人的身体的行为，作为手和脚的活动。由此借助于工具，语言便走出了自身，进入了精神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实际上，语言不仅能解释世界，而且能改变世界，更能创造世界。例如，西方历史的世界是基督教的世界，中国历史的世界是儒家的世界，现代世界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所构建的世界，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

　　哲学的主题总是相关于它的方法。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题和方法的关系还表达为本体与方法关系或者是真理与方法的关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它则描述为道与技的关系或者是道与术的关系。

　　对于哲学主题和方法的关系，人们似乎有两种极端的看法。对方法持肯定性的观点认为，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本身就是哲学的主题。于是哲学就是方法论和方法研究。与此相反，对方法持否定性的观点认为，没有方法，只有主题。因此哲学所关注的只是主题，不是方法。这两种说法也许都陷入了思想的极端。所谓的方法就是主题的方法，在这样的意义上，技乃道之技，术乃道之术，方法乃缘道而行。一方面，主题在根本上规定了方法，另一方面，一种主题只有在一种与它相适应的方法中才能显示出来。

　　就西方的传统而言，其哲学的方法主要是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它们都是从作为根据的前提推论出结论。演绎的方法从一般性的命题推论出个别性的命题。与此相反，归纳的方法从个别性的命题推论出一般性的命题。但这两种哲学的方法都有其限度。演绎的方法虽然保证了结论的必然真实，但其作为思想根据、原则和公理的前提的自明性有待于揭示，即它们自身需要建立根据和说明根据。归纳的方法的前提固然是真实的，但这不能保证结论的必然真实，这样它就不可能提供确定性的真理。除了上述有限性之外，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还有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它们不是从所思考的事情自身出发，而是从事情之外出发来论及事物。这个事情之外的东西或者是事情背后的某种不证自明的原则，如上帝、自我和理性等，或者是事情周边的其它同一事情已揭示的特性。在此，思想的事情自身已经被遗忘和遮蔽了。

　　中国传统思想也遵循了一般的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但特别发展了归纳方法中的类比方法。它从一事物和另一事物的类似性出发，由一事物的某种特性推论出另一事物的某种相似特性。在中国儒道思想中，有两个最大的事物，即天和人。当人们究天人之际的时候，就设定了天人的类似，并由此将自然的特性赋予人类。如阳和阴是天与地的特性，但也是男与女的特性。然而这种中国式的思维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一方面作为推论基础的天（自然）是自明的，没有追问的。另一方面，人与天是各有差异的，与天相比，人甚至是特殊的。因此天与人的关系不具有一种必然的推论关系。

　　正是在与传统哲学的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相分离的意义上，胡塞尔所倡导的现象学的方法是革命性的。现象学是关于事物显现的科学。事物在此就是意识，而且是意识活动和意识对象的同一。因此事物的显现就是意识的显现。显现是事物自身揭示自身本质的过程，它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和现象学的直观得以完成。现象学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在于它的口号所说的“走向事情本身”。它既不是从思想的事情后面的某种原则出发，也不是从事情之外的同一事情的特性出发，而是从事情自身出发，即从现象也就是意识的显现出发，从而揭示事情的本质。同时，现象学所运用的主要方法不是传统哲学的演绎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的推理，而是对于事情自身本质的直观和描述。不过，“事情自身”既是作为现象学开端之处，也是作为现象学的终结之处。这是因为事情自身也许不是意识，而是语言。一个没有语言的意识仍然是黑暗的、遮蔽的和没有显现的，意识只有显示为语言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意识和真正的意识的显现。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现象学就必然走向终结了。与此同时，现代和后现代提出了关于语言问题的多元方法，如解释学的对于文本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分析哲学对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和语用的辩析的方法，结构主义对于从语言结构到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描述的方法，解构主义对于文本自身的悖论的揭示的方法等等。

　　那么什么是我们所运用的哲学方法？对于我们而言，也许没有其它方法，而只有“无原则的批判”的思想方法。这听起来容易导致误解。它似乎是一种折衷主义和中庸主义，是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模糊的不明确的思想态度。但无原则的批判强调的是：思想不从任何既定的原则出发，由此否定一切既定的立场、观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种先见、偏见和成见，而是从已给予的思想的论题本身出发，对论题进行批判。对于思想批判而言，已给予的论题首先就是语言现象，或者是已说出的话语，然后是语言所揭示的思想和存在的问题。无原则的批判强化了哲学的批判本性。批判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否定，具有一种消极的意义，而是区分和划分边界。边界是一个事物的起点和终点。正是在边界上，一物与它物相区分而成为其自身，获得自身的规定。同时通过边界的变更和游移，一物与自身相区分，而获得自身新的规定。作为划分边界的批判，它就是区分存在与虚无、真实与虚幻、显现与遮蔽等。这使批判自身具有两重特性，一方面是否定性的，是解构，另一方面是肯定性的，是建构。由于思想的否定和肯定的同时进行，批判在根本意义上是生成性的，因此是思想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