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角度谈到了开拓阅读空间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超阅读将范围由文字材料扩大到图片、动画以至视频，进而使视觉感知和听觉感知有机结合，这是利用超文本来导引不同符码的材料实现的。其二，超阅读改变了囿于某一中心文本的模式，通过追随链接以获得多样化的说明，特别是利用网络媒体的漫游特性、下载功能、检索服务来扩展信息来源，使读者的眼界大为开阔。其三，超阅读注重动态交互，这种交互具有相互激发、益人神智的作用。
除了开拓阅读空间之外，超阅读的长处主要在于实现建构学习、培养阅读个性两方面。
研究表明：超文本的潜能暗合于建构学习理论。对于那些复杂的、非决定性的知识领域，那些要求高度"认知弹性"及容忍模糊性的知识领域来说，超文本与学习的联系显得特别重要。"学习"和"理解"都是通过制造联系来起作用的。我们对于某一事物达成理解，是在将它置于同我们已知的其它事物的联系之时。人脑与记忆自身是"超环境"：我们不是将新的信息作为离散的、孤立的事实来加以学习，或者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不可能长时间地记住它们。我们能够掌握得最好的信息，是那些可以结合入我们已有的知识的材料，经常是通过复杂的、多维的联想连接。正是通过将新的材料结合入原有的认知结构的方式，人们实现了由信息到知识的转化。在建立活跃的、新奇的联想模式的过程中，在首要文本和补充材料之间的线性消失了。不仅如此，平常认为是"单一"的文本也开始消解，分离为一系列独立的节点。（Burbules & Callister, 1996a）由此看来，超阅读事实上就是一种建构学习。　
传统教育对学生的训练是以文本为基础进行的。文本代表了相对固定的思路、相对权威的观点、相对强制的要求，不论是教师对于文本的解释，还是学生对于文本的理解，归根结底要以是否合乎文本原意来判定。由此而训练出来的学生或许在思维条理性、收敛性方面有其所长，易于服从权威，接受社会所灌输给自己的仿佛是天经定义的规范。但是，他们在思维的创造性、知识的创新性、开拓进取的勇气等方面可能有所不足。相比之下，以超文本为依托的新型教育具有独特的优点。超文本的价值，在于引导学生摆脱传统文本及连同课堂练习而来的标准答案的束缚，寻找对于材料独一无二的组织方式。经过超文本建构的训练，学生在思维的发散性和创造精神上可望有较大的提高。
超阅读的上述优点固然已经获得比较广泛的肯定，但它所潜藏的缺陷亦招致了批评。大致而言，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方向感、逻辑感和历史感的丧失上。
方向感是和人类活动的计划性相联系的。传统阅读中已有"精读"与"泛读"的区分，尽管如此，相对受重视的毕竟是前者，"熟读深思"是基本要求。相比之下，超阅读引以为荣的是"漫游"。"游"而至于"漫"，不论是漫无边际、漫无目的、还是漫无止归，都比"读"而"泛"更进一步，随机性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所谓"随机"，事实上可以用心理学所谓"刺激－反应"模型来解释。"漫游"，指的就是用户在网络上沿着超文本的链接随机地从一个网页浏览到下一个网页。在这种情况下，页面所提供的刺激是决定用户反应的主要因素，与计划性相联系的方向感由此而弱化。当然，不是说计划性在超阅读过程就完全不起作用。所谓"计划"，表现为有目的地按一定的要求或步骤查找信息，当用户开动引擎、根据搜索结果进行阅读时，情况就是如此。不过，检索所得尽管根据匹配程度高低排了序，但为了避免"沧海遗珠"，用户往往不得不实施穷尽式阅读。在这种情况下，有时读上数十篇甚至数百篇，却仍然找不到所需要的材料，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丧失方向感。


人们为何需要阅读文本？一种可能是捕捉信息、了解世界，另一种可能是反思自我、训练思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发现别人、进入别人的世界，而且进行反观，观察自己的内心，同时在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是进行自我调整的根据。因此，在考察超文本阅读时，必须注意相辅相成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如何评判超文本，另一方面是超文本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如果教师不再向儿童讲解文本层系，如果基于三段论的预期在阅读过程中不再起引导思路的作用，如果阅读实践无法继续为读者提供逻辑思维的范本，人们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进行严密的思考，值得怀疑。这是超阅读招致非议的原因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在思考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命运时，就指出了原作的"氛围"（aura，又译"灵韵"）因复制而丧失的问题。人类复制信息的活动已经由手工复制、机械复制进入数码复制阶段，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艺术原作，而且是广义的精神产品。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历史系教授Graeme Davison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历史与超文本》。在文章中，他引述了Sven Birkerts的《谷腾堡的挽歌：电子时代阅读的命运》一书中的观点，认为超文本与网络将擦除作为被书写的记忆之积淀的时间感，而这种时间感恰恰是我们的历史感的基础。为了理解上述看法，让我们想象一下进入图书馆的情景。书架上的那一排排书，都在无声地叙说着某种历史。我们从书籍之多可以想象得到人类在过去的岁月中所已积累的知识之丰富，从书籍的尺寸、印张、版式、装订等方面的差异又可以萌发岁月的沧桑感。相比之下，一旦这些书籍都被数字化、以网页或文件的文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那么，不仅书籍"汗牛充栋"的历史感没有了，而且，看不到旧书发黄的书页与新书崭新的书页之间的差别，也闻不出旧书的霉味与新书的油墨香之间的区分。我们对于过去的感觉，不仅仅是由语言建构的，而且由印刷品及其在图书馆中的堆积加以具体化。在这一意义上，电子超文本所能传达的时间感远不如印刷品。因此，书籍的数字化意味着时间感的消失，或者说历史的深度被消解。
根据辩证法的观点，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传统文本已经过时而加以摒弃，但也不能因为超文本在某些方面尚不成熟而将它弃置一旁。考虑到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笔者认为超阅读的前景是光明的。虽然如此，要想使超阅读造福于人类、有益于文明，无疑必须注意扬长避短、因势利导。具体地说，可从完善导航机制、实现自动连贯、确立价值标准入手。
传统阅读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最大劣势）是根本不用担心"歧路亡羊"。超阅读在使读者体验到"曲径通幽"之乐趣的同时，可能带来让人无所适从的烦恼。正因此如此，有必要完善导航机制，避免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迷路的危险。对于读者来说，在文本中穿行不像在超文本中航行那样承载巨大的心理负荷。为了简化超文本读者的任务，必须提供附加的导航特性。这类特性在文本中也有，像目录和索引就是如此。但是，超文本的结构比文本复杂得多，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提供地图。读者从地图中不仅可以了解超文本由几部分构成，而且可以把握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一项研究表明：在提供地图的条件下，用户能够较迅速地回答主试就超文本所提出的问题。(Monk, Walsh & Dix, 1988)但是，在同样研究中，有人却得出如下结论：不论回答问题的准确性或所耗用的时间来说，有否地图并无差别。他们还发现：在有地图的条件下，被试倾向于访问更多的节点。航行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用户的任务而定的。获得探索信息空间之指示的被试更多地利用导航特性，获得回答既定问题之指示的被试则更多地利用索引特性。(Hammond & Allinson, 1989) 由此看来，读者的目标和背景知识决定了一项特性是否有用，设计导航机制时必须考虑到读者的类型。


超阅读以跳跃为特色，这对于拥有相关知识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