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在《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一文中认为，我们能否平凡、真实、快乐地生活，是我们本己的问题和希望，是我国中西马哲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所要共同指向的目标，它成为中西马哲学会通的问题基础。① 进一步深入思考，我认为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一种心安理得、自在自足的生活，是一种在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中达到本体实在的生活。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用儒家的说法，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得道”的生活。这种心灵的安居和德性的自信是如何可能的？它必定是漫长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追寻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抽象的理智信念。孔子、孟子都讲年龄与修养和心灵境界的关联，这既是他们为学做人的真实感言，也是个体生命达到哲学本体自觉的普遍过程。黑格尔在阐述逻辑的具体普遍性时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只是由于对其他科学有了较深刻的知识以后，逻辑的东西，对主观精神说来，才提高为一种不仅仅是抽象的共相：正像同一句格言，在完全理解了它的青年人口中，总没有阅世很深的成年人的精神中那样的意义和范围，要在成年人那里，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才会表达出来。”② 对于每一个人作为主观精神说，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的本体性获得离不开日用常行的生活，这是生命和精神成长的过程，也是现实生活的过程。哲学既是生活哲学，也是成长哲学，而生活、成长就是主观精神自身中介、自身发展、自我觉解的辩证运动，精神自我运动的辩证法是中西马哲学会通的辩证本体基础。
    一、主观精神对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化
    哲学是人自我意识的理论，起点是人的主观精神对生命、生活和精神的自觉，它首先要在自然态度的生活中寻找和发现精神、意义的存在，并进而把生活和世界精神化。哲学思想的这种特点，根源于高清海先生所说的“人的奥秘”或人的双重生命：一方面，人是和其他动物一样的自然生命，趋利避害、物种繁衍的生命本能支配着人的生存；另一方面，人又是与自然的断裂，人的意识和文化生活规定和支配自然，出现了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基督教中“失乐园”的神话、中国仓颉造字天地惊变的传说，都表达了这一“原始创伤”的意识。③ 哲学是人的精神生命的自觉意识，从产生之日起，就作为区别于自然态度生活、自然态度思维的自觉反思追问生命、生活和世界的精神意义。
    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表达了西方哲学的生命自觉，人必须认识自己，必须弄清如此生活的根据和理由，必须把遵守伦理和法律规范的伦理生活转变为自觉这些规范根据的道德生活。苏格拉底的追问和讽刺的辩证法暴露了人的无知，这不是习俗、规则的无知，而是对精神生命缺少领会的无知。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既有对什么是勇敢等这些美德和规范的追问，也有从共相无穷倒退到自身悖谬的高度思辨，黑格尔所说的纯粹思想的精神本体开始显露出来。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主义哲学，走上了用思维规定存在，进而用思维宰制存在的思想道路，柏拉图主义的这种视域和方向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完成。存在与世界在技术座架中被分割、控制，计算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笼罩了世界，人归属存在、扎根于存在的经验被遗忘了，这就是两千年的西方的主体形而上学。在我们看来，这种主观精神对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化是哲学必须经历的主观性环节，是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的精神本体自我规定的第一阶段。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在原初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中感受到的不是理论理性的能动性，而是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的能动性。④ 哲学的任务不是用思维规定存在，而是发明本心固有的良知良能，仁民爱物，使人与人、人与天无所隔碍，处于彼此通达的和谐境界中。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固然是人心所自有的，但必须存养、发明、习练等才能由微而显，不断成长，乃至浩然充沛。孔子是中国最好的学者典范。他十五岁志于学，从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致在学习中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自觉地表达了一种精神成长的“学习本体论”。生命在学习中增长，境界在学习中提升，从“不惑”到“知天命”，再到“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体验和领悟到的是主观精神在客观性中的自由境界。孟子哲学过去被我们称之为“主观唯心主义”，他较孔子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心的能动性，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尽心、知性、知天”，这既是日常生活中自觉的道德践履，也是反思生活中的精心集义和存养。孟子自称“我四十不动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解释“浩然之气”是与“义”和“道”相配的，是“集义所生者”，它是靠长期的道德实践和自觉反思存养而成的。孟子对“知言”的说明尤有现代哲学的意味，“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认为这些不当的言词生于心，害于正，进而害于事。这可能是中外文献中最早的语言分析：片面的话知道它为什么所遮蔽，反复多余的话知道它陷入了什么偏好或思想的怪圈，偏颇邪恶的话知道它从哪里离开了正道，掩饰、逃避的话知道它的道理走不通的地方。如此敏锐和透彻的语言穿透力，必是如黑格尔所说阅世很深、历经沧桑的老人才能具有的成熟智慧。孟子所说自己的两点优长即“养气”和“知言”都是漫长的精神修养过程的结果，也都是主观精神充分发展的成就。
    西方哲学在近代达到了自觉的主观性原则，世界是对人显现的意识世界、表象世界，“我思”和“纯思”的确定性是世界唯一可靠的基点，生命、生活和世界只有在纯粹思想的逻辑或内在包含世界的意识原理中才能有最终的确定性和存在意义。这无疑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但却是有充分理论论证、是有历史必然性和重大历史贡献的唯心主义，套用列宁的说法，这是比较接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从学理的根据说，人们在日常生活行为中本能地感受到物在我之外的实在性，朴素的实在论信念是日常生活乃至经验科学的基础。但用黑格尔的说法这是物质的思维和知性思维，用胡塞尔的说法是自然态度的思维。从他们所说的思辨思维和理论态度的思维看，哲学正是以不同于常识和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看世界，哲学才有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按照近代哲学的主观性原则看世界，世界尽可能是自身存在的自在世界，但为人意识到或对人显现的世界却是倚赖人所固有的意识机能或主观精神的能力，也依赖于人的身体。近代唯心主义的主观性原则是有充分学理根据的原则，即使是贝克莱的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学理上也不易反驳，这使康德、狄德罗乃至列宁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困扰。从主观性原则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贡献说，比其他哲学更多地强调了意识的能动方面，它对主观精神的自觉和弘扬宣告了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工业化时代也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祛魅”的时代，不仅生活和世界被精神化，就是古老的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作为超越的客观精神，也逐渐被人本化、主观化，上帝原理被还原为人性原理、人的意识原理。总之，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无论是自然存在，还是历史存在，都必须从人的意识和思维的原理去理解和说明。“人为自然立法”，人也为自己建立规范和规则。用康德的说法，启蒙的实质是每个人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主观精神成为一种理性规则、理性实践、理性控制的精神，它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黑格尔对“精神”概念的使用，超越了个体自我意识的“我们”的精神，单纯自我意识的本质是欲望，而只有通过个个不同自我意识的斗争使人们彼此“承认”，从而才有“我们”和“精神”。因此，主观精神较个体自我意识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主观精神、主体性原则和主观思想只是对哲学史发展的主导原则的抽象，每个哲学家具体的哲学思想很少有片面的、绝对的主观主义，他们总是要思考主观精神的客观性和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精神的本性就是要在对象化、客观化中确证自身。
    二、精神的对象化与客观性
    客观精神的直接表现是超越个体欲望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动态和趋向，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所向”，它表现为一定时期、一定人群普遍的实践意志。在哲学反思的规定中，它是尚未对象化、制度化的精神。但精神固有的辩证法使它必然超出自身、对象化自身为某种客观知识、客观制度和客观物质的形态，成为某种“可见”的客观精神。
    西方哲学在对意识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反思中至少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一是发展了有关人性、意识能动性原理的客观知识的形而上学；二是发展了有关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制度建设的政治哲学。在中西马哲学的比较研究和吸取、借鉴中，这是我们最需要留意和吸取的哲学资源。首先是对意识能动性的客观知识化。从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就自觉到人性即意识性，人性原理即意识原理，意识和思维的规律是认识和理解世界规律的前提，至黑格尔建立了包含思想内容即世界和存在的思辨逻辑，完成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的统一。上述学说自觉地采取了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的客观知识形态，把内在的意识活动表达为外在的客观知识，把似乎是有关心理学对象的知识转变为形式的和内容的逻辑学，把经验科学提升为哲学。有关意识能动性的原理和知识，作为先验的、超验的知识，虽然不能像经验科学知识那样具有经验的校准与经验的检验、证明方式，但它毕竟有系统的范畴形式，可在思辨的思想中传承、批判、改进和发展，从而有类似经验科学知识的客观进展。如，黑格尔对康德的先验逻辑的批判和变革，可以清晰地看到思辨逻辑的根据、理由、论证。这些反驳和论证不能用经验判定，但可以依据经验的类推和联想获得一定程度的理性理解。把主观能动性、意识能动性在内涵逻辑、先验逻辑、思辨逻辑中表达出来，在不同的逻辑视野、逻辑原则中批判、构建出一种知识系统，是最根本的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对象化，它以超越历史时代的形式表达了自己时代最紧迫的精神要求，是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哲学遗产。
    其次是近代哲学对主观精神的制度化。在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中，哲学自觉到宗教、法律、伦理和习俗等作为客观思想规范的体系原本是主观精神的对象化，它必须在主观精神的内在要求中重新理解和建构。康德认为自己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宗教不能因为其神圣，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法律不能因为其权威而免受理性法庭的批判和审查。⑤ 启蒙的理性法庭和理性信念具有至上的权威，它以“天赋人权”、“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原则，以“普选制”、“代议制”、“权力制衡”等制度设计，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主导精神和制度框架，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是多种社会力量斗争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的体现。但在东西方的多数国家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却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政治权利和制度体系被幻化成神的意志和安排。启蒙哲学的理性批判终结了神权政治的历史，完成了政治的祛魅。世俗化的政治思想把基本政治、经济和制度看作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看作是公共理性选择或阶级意志的体现。不管怎样，它不再是神秘的天意，而是需要理性思考、批判、规划和设计的对象。从此，政治生活虽然仍然有许多谋略、狡诈、欺骗和秘密，但却日益公开、理性和规范。我们所说的“政治文明”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进步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