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们对文言诗文教学的研究不能说不重视，但理论研究的力度和深度相对不够，难以有效指导实际教学改革。笔者对基础教育阶段文言诗文教学提出几点前提性的思考，继而尝试进行文言诗文教学研究方法性视角的探寻，以求得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希冀能抛砖引玉，引发广大同仁的进一步思考。
    一、回溯：文言诗文教学的曲折经历
    自清末语文正式设科以来，文言诗文教学已走过百年的历史。百年来，文言诗文教学经历了一个由传统迈向现代、由保守趋于开放的变革过程。这一路走来，文言诗文教学历经风雨，几番沉浮，可谓是命运多舛。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传统教育，“没有一定的教材和学习年限，语文教学几乎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①而且“传统教育是单科教育，单教语文，没有其他课程来和它争地位、抢时间、比高低”。②当然，那时的语文教学，是纯粹意义上的正统书面语一文言的教学（并且是以“读经讲经”为宗旨的）。文言诗文教学占据了语文教育乃至整个古代教育的垄断地位，一切都顺其自然，稳稳当当，没有人质疑它的合法地位。可是，在中国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逐渐发生了改变。先有1903年清政府“癸卯学制”，分设“读经讲经”“中国文字”或“中国文学”两科，后者就成为日后“国文”科的先声。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取消了“读经讲经”“中国文字”或“中国文学”的科目名称，统一称为“国文”。此时，文言诗文仍然保持着垄断地位，教材全是文言文。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独立设科仅十几年的语文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后，白话文逐渐进入中小学语文教材。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至此“国语”科诞生。从1922年起，国民小学一律改为语体文，中学和大学的文言教材也逐渐减少。至此，文言文的正统地位受到了白话文（语体文）的真正挑战。语文教学革新的先行者叶圣陶先生，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率先把白话文正式引入语文课程标准和语文教材，打破了几千年来文言文一统天下的语文教学局面。随之而来，中小学文言诗文教学的生存权、价值取向以及实施路径等问题即“文言文教学问题”渐渐浮出水面，争论之声不绝于耳，与语文教学如影随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个问题。而且文言与白话总是牵扯在一起，在百年语文教学的现代化进程中上演了一幕幕“你退我进、你守我攻”的拉锯战。“五四”新思潮来了，白话就吃香，不久整理国故之风骤起，又改为文言吃香，如今，人文思潮涌起，文言又身价倍增。几乎社会文化每产生一次风波，文白教学的主次地位就随着动荡一回。
    百年文言诗文教学几次讨论热潮的兴起，在语文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中的几次变迁，既是它的不幸也是它的大幸。不幸的是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式推进，本身说明文言诗文教学在中小学教育中没有步入正轨，成为常态，拥有稳固的地位，致使实际教学陷入模糊混乱的盲目状态；幸运的是任何时代人们都无法真正忘记文言诗文教学，无论是处在暴风骤雨般激情燃烧的变革年代，还是风平浪静的现代化和平发展时期，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始终没有完全抛弃文言诗文教学，这又彰显了文言诗文教学独特的价值所在。
    二、追问：文言诗文教学的现代价值
    在国内外基础教育阶段的母语教育中，古代语言和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其目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不少教育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夸美纽斯认为，针对不同的学习者，古代语言教育的要求应有所不同。③乌申斯基认为，由于时代的发展，高标准要求的古代语言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受到挑战，古代语言包含着过去时代的智慧，但现代社会的智慧则蕴涵在最新的语言中。④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待古代语言的教育问题。诚然，文言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形式，它的教学也必然面临着现代性的审视。我们既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视文言诗文为现代化的绊脚石，也不能一味怀着“眷古情节”，把文言诗文奉为至宝，称其为现代人道德迷失的一根“救命稻草”。毕竟，文言终将与现代生活越来越远。我们应该看到，在如今以网络、影视为代表的电子传媒方兴未艾的信息时代，太多的信息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太多的生存压力剥夺了人们阅读文学的闲情逸致。张中行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文言像是站在十字路口，其实这是假象，真相是早已走向下坡路。”⑤对于即将逝去的东西，我们总是念念不忘，总想试图抓住些什么。但是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文言诗文也不可能再拥有那个曾经辉煌的时代。更何况，中小学普及教育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需要的现代公民。语文课程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现代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虽不能面面兼顾，也要有个轻重主次。“基础教育应将眼光盯在最具有基础意义以及最实用的听、说、读（包括读电脑荧屏）上。”⑥我们不能仅仅“为了满足社会上教育界人士舍不得文言的需要”而肆意渲染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盲目加大文言诗文的教学分量。不管我们情愿不情愿，文言诗文在现代社会已渐渐丧失了实用的价值，除了那些古文学专家们，大多数人很少在日常生活、学习以及工作中看、听、说、写文言诗文了。既然这样，有人就认为，干脆在中小学取消文言诗文教学得了，一门心思搞好学生现代汉语的读写能力。先不论文言白话的源流关系，简单地取消就是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一百年来，我们有过多次的争论，也没有哪个时期真正割舍过文言诗文教育，只是在目的、要求、内容上有过取舍。正如余秋雨所说：“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毁灭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⑦感性与理性的良知都昭示我们，如果不让孩子从小接触一些中国古典的文学教育，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个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那是一种“断根的教育”，是“残的教育”。
    我们应该转换一个角度思考文言诗文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怎样对待和处理文言文问题，是一个很需要加深研究的相当复杂
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眼前的办法，要有长远的打算。这是语文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文化政策中的重要问题之一。”⑧张志公先生的一席话道出了文言诗文教学的价值所在，文言诗文教学问题不单单是语文教育的事，而且是关乎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大事。面对当今社会文言诗文教学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渐渐走出了工具实用价值取向的泥潭，从“文化”这个角度思考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价值取向的转化最终体现在2003年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从传承文化这个角度看，学不学文言，广义上讲，首先不是语文教育中的课程问题，而是语文教育对于国家民族之强盛发展所应具有的功用问题，也就是说，其要义在于国家政治而非仅止于学术。我们从国家与民族的层面上认识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并不是夸大其词。正如法国教育家加斯东·米亚拉雷指出的，“学校的语言首先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传播工具。因此，所谓母语教学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件纯技术问题。”⑨当然，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需要社会个体的充分发展。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首先要求教育注重学生个体的发展。那么，学习文言诗文在满足国家、民族、社会的发展的同时，是否有利于学习者个体自身的充分发展呢？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定位文言诗文的现代价值是否太玄、太高、太理想化了？“教育的基底在人那里，任何关于它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的论说只是外部的阐述，都充其量只是一种补充，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补充。”⑩可是，我们往往把社会功利性过分放大，忽视了教育中人的存在，很多学者发出了“把人的教育还给人”的呼吁。在文言诗文教学中，我们也应该深思：学生在哪？我们在思考文言诗文的教学价值的时候，是否应该更多地考虑一下学生？怎样的价值定位才最符合学生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