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基于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的影响，莫言在小说《牛》中选取个性化的视角切入历史并解构历史。小说中聚焦小人物的生活，以领导阶级的丑陋反观历史，从动物的命运反映文革时期的社会状况，以此呈现莫言自我的历史观，带给读者对历史崭新的审美感受。本文旨在通过对小说文本的细致分析，窥探莫言独特的创作倾向和历史观念，并对莫言创作的历史视角作出评述。

　　论文关键词：莫言 《牛》 历史视角 解构历史

　　一.引言

　　中篇小说《牛》中，莫言聚焦于小人物的生活，或借人物之口质疑新社会较之旧社会是否具有优越性，或描述从村到公社的领导阶级的丑陋，或通过反讽嘲弄官僚阶层夸大历史功绩。小说《牛》所描述的世界不并等同于现实生活，但却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意义。莫言从自我的经验出发，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文革时期的历史图景，带有他个人鲜明的主观倾向。他在瑞典的演讲中曾说：“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莫言从个人出发的历史叙述，没有宏大概括的叙事，深切地表现了人在文革时期的真实状态。也是因为此，莫言的小说给人以历史真实感。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些“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曾对莫言的创作作出“高度评价”，但莫言对于将自己简单地归入新历史主义是不认同的。然而从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历史主义的特征。新历史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进行了历史——文化的转轨，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行一种综合性解读，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纵观莫言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莫言将人物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而人物们的生活与政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读者从小说中看到的不仅是人物们的生命遭际，还有政治对于人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本文以下将从人的生活、政治状况、牛的形象解析三方面剖析莫言表现历史观的历史视角。

　　二.人的生活

　　与正统的红色小说一味鼓吹新社会的优越性不同，莫言的小说总是将历史的阴暗丑陋面撕开，用事实说话。马克思主义认为，一般情况下，历史的巨变期、转型期也就是动荡期，充满希望却充斥着灾难和痛苦。新旧制度、新旧阶级和新旧观念有着异常尖锐的冲突。历史进步的快速性、自觉性和片面性、幼稚型、野蛮性及破坏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特别是在历史的动荡期，种种黑暗丑恶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往往注重历史的进步性，而忽略为推动历史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而在每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必然有为人们所不齿的黑暗。我们传统的历史观在莫言的不言与胡言的叙述间受到冲击，直至颠覆。莫言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尊重事实，洗清涂抹在历史上的东西，不管是污垢还是脂粉。
　　（一）人的身份
　　新社会与旧社会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承认人的公民身份，尊重人的权利。小说《牛》中对人的人民身份的怀疑，直指的是背后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氛围。主人公罗汉义愤填膺：“这太不公平了，咱们辛辛苦苦种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就这样对待我们？不是说为人民服务吗？”，杜大爷反问：“你是人民吗？我是人民吗？你我都是草木之人，草木之人按说连人都不算，怎么能算人民呢？”这义正言辞的反驳道出的是对新社会的讽刺和身处底层的人们的心酸。在呼吁公民权利的新社会，将自己贬低为草木之人，不算人，更不算人民，这种想法是对新社会的失望，也是在新旧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对自我身份认证的茫然和混乱。
　　另外，对于计划生育，莫言在小说中也说出了农民们的疑问，文中杜大爷说：“旧社会没听说骟人的蛋子，新社会骟人的蛋子”。若我们从历史的主流来看，计划生育是个相对明智的决策。但从人的角度看，生命要繁衍，这种骟人的行为归根到底侵犯了人的权利和身心。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莫言不从宏大的历史图景来看待社会，而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这也是与莫言底层的历史观有关。莫言的历史观放低所有高处的、精神的、理想的和抽象的东西，重视底层的、物质的、实质的事物，这样一种降格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世界秩序的重建，自觉走到底层，走到低处，从公共领域走到私人的、心理化的空间，去重新审视历史。莫言的底层身份和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历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莫言出生的五十年代后期，‘左倾’思潮愈演愈烈，刚刚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中国农村在前进发展的路上步履维艰。对底层的深刻审视和真实再现来源于他的亲身经历，基于此，他作为一个时代的亲历者，从他所在的阶级和地位观察这个社会和国家。这也是读者认为莫言的小说极具真实性的原因。
　　（二）政治状况
　　在政治敏感时期，否定新社会的优越性，怀念旧社会无疑是阶级立场的问题。莫言借文中的主人公罗汉说出阶级立场就是“旧社会没有好东西，新社会都是好东西；贫下中农没有坏东西，不是贫下中农没有好东西”和麻叔所说“新社会，人享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牛也享福”，这些口号化的言语和偏激的观念，在文中以义正言辞的口吻说出以宣扬新社会的优越，以偏概全的逻辑反而给读者戏谑可笑之感。从这些细节，我们足以见识到文革时期政治对人的思想的迫害，可以是非不分，也可以糊弄是非。可见，莫言是嘲笑这种“唯新社会是好”、“新社会一切都好”观念的。相反地，他更倾向于一种对于过去的怀旧，对于旧社会生活的想念。
　　另外，莫言在小说中一方面借一个人物之口说出质疑新社会的言语，但往往又借文中另一人物的话反击质疑的声音。这一种反拨的写法表面上看似在维护解放后的新社会，但读者们细细体会就会发现，莫言在此意在表现政治将人的基本需要和正常思维视为政治上的背叛和反攻，并将其抹杀。这些将一切上升到政治高度的荒谬理论，足以见得文革时期人的思想和农村秩序的混乱。
　　（三）吃的满足
　　莫言对社会是否优越的评判标准既本质又低级，那就是“吃”。“民以食为天”这句流传千年的民谚所传达的精神在莫言多部作品中都有体现。百姓们相对于社会是什么制度，是谁当权，更关心的是什么时期最有得吃、吃得最好。《牛》中杜大爷描述旧社会：“那时候，想吃啥就有啥，只要你有钱。现在，你有钱也没处去买那样大的虾，那样厚的鳞刀鱼，嗨，好东西都弄到哪里去了？好东西都被什么人吃了？俺大女婿说好东西都出了口了，你说中国人怎么这样傻？好东西不留着自己吃，出什么口？出口换钱，可换回来的钱弄到哪里去了？其实都是在糊弄咱这些老百姓。可咱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大家嘴里不说，可这心里就像明镜似的。”从牛大爷的抱怨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新社会生活的不满，也隐隐透出对解放后的社会制度以及政策的反感。但从另一角度看，若一个国家和社会制度连百姓的基本需要都无法满足的话，那鼓吹辉煌的政绩也是徒劳的。莫言从社会背景下的小人物的生活细节入手，往往是人最基本的需求的满足能反映政治面貌和国家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