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减压团体的实践研究进展

　　（一）国外减压团体的应用研究
　　 1．减压团体在心理危机相关领域的实践研究
　　 在国外，减压团体被应用于存在心理危机的受创伤者或与危机干预有关的人员中，如目睹暴力情境的儿童、消防队员、医疗服务人员、法律事务人员，甚至FBI等。
　　 一些学者论述了减压团体在危机干预中的适用性。Ziegler 和 Weidner (2006) 认为“减压团体”干预模式适用于那些目睹暴力情境的儿童，但是“父母评估”因素会影响其干预效果。Jeannette 和Scoboria (2008) 对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142名消防人员所偏爱的心理干预模式作了调查。研究者给消防队员提供五种不同程度的创伤情境，采取减压团体、个体减压、非正式团体讨论和无干预四种危机干预模式。结果发现，随着危机情境严重性的增加，个体对非正式团体讨论干预模式的喜欢程度也会增加；而在中低严重程度的危机情境中，受试者更加倾向于个体减压的干预模式。此外，Halpern、Gurevich、Schwartz 和Brazeau (2009) 也将减压团体运用于医疗服务人员的危机干预中，致力于形成一个纳入医疗急救人员文化背景的减压团体干预模式。
　　 也有一些学者就减压团体在某些特殊领域，如法律和安全机构的应用提出了建议和发展方向。如Malcolm、Seaton、Perera、Sheehan 和Van Hasselt (2005) 就减压团体在法律领域的应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减压团体在法律应用领域的发展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减压团体的应用现状；减压团体干预模式的效度研究；减压团体在多元、特定的群体中运用时所产生的问题。此外，Newbold、 Lohr 和 Gist (2008) 研究了减压团体在FBI领域的危机干预中的应用，并就所遇到的困境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2．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实践研究
　　 一些研究者将减压团体应用于校园危机干预中。Miller (2001) 首先对学校里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了归类。对因这些冲突事件而产生的紧张、痛苦、挫折等情感反应，以及减压团体如何有效因应这些情感反应作了探讨，并对在学校设置减压团体干预模式时的注意事项作了研究。此后，Adamson和 Peacock (2007) 对228名学校的心理学工作者进行了一项涉及危机干预团体和计划的调查。研究发现：虽然大部分学校有危机干预的计划和团队，且在校园危机干预模式中有个体、团体心理服务和减压团体三类，但是在学校危机干预中，标准减压团体的使用机率还是比较少，且危机干预者所受的危机干预训练中，减压团体的训练相对较少。但是，Szumilas、Wei 和Kutcher (2010) 的研究却发现：减压团体是比较常用的校园危机干预模式；且这种方式对学校中的创伤心理急救及认知行为的干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3．减压团体有效性的研究
　　 对此基本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减压团体不适用于成人或一般民众。Hughes (2006)的研究发现减压团体不适用于一般社区民众的危机干预。Addis 和 Stephens(2008)的研究则发现，减压团体并不能减轻警员、军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反而可能会加重其PTSD症状。
　　 另一种观点认为减压团体对危机人群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有积极的效用。Pender和Prichard (2009) 从计划、表现及进程三个方面对减压团体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其具有较好的减压效果。同时，他们对减压团体发挥有效性的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团体成员的自我效能感，以及相信周围人和他们有相同经历，是影响当事人从创伤中复原的两个重要因素。此外，他们认为在减压团体中使用紧急事件问卷，有助于揭示受试者在减压团体中的心路历程。Keene、Hall和Rushton (2010) 发现减压团体干预模式在儿童管理个人悲伤情绪方面是有效的。
　　 此外，有一些研究从减压团体的对象、时间等不同角度来研究减压团体的效用性。如Wei、Magdalena和Stan (2010) 对在校园中使用减压团体、紧急事件管理和个体减压这些干预模式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的研究发现：校园危机事件后，学校比较倾向于使用减压团体干预模式，只有少数研究表明在学校中使用减压团体、紧急事件压力管理或心理干预模式是有效的，而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减压团体对成人来说是无效的。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方式是无效、甚至是有害的；从减压团体介入的时间来看，多数研究均支持在心理创伤发生后立即采用减压团体的辅导效果比较好。Chang (2009) 评估了实施减压团体的时间对PTSD症状的影响，发现在创伤后立即采用减压团体，比延迟一段时间实施更利于降低PTSD的创伤症状。Campfield和Hills (2001) 对77名遭受抢劫事件的平民员工运用减压团体进行危机干预，结果发现在危机事件后马上进行干预，比在危机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干预，危机症状出现的数量及严重性要少、要轻。
　　（二）国内减压团体研究的发展
　　尽管减压团体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已有近20年的历程，但是在国内的发展还处于引介阶段，实践领域的应用也才刚刚开始。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台湾地区对“减压团体”的应用已有不少成果，而我国大陆则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后才出现减压团体方面的研究。
　　台湾曾毓芬 (2005) 采用自编的“校园危机事件中应用分享支持团体”的调查问卷以及访谈大纲为研究工具，对学校成员受校园危机事件的冲击程度及因应方式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1) 在危机的因应方式上，学校成员大多会找人谈论此事，且对象以同伴最多、教师次之；(2) 在减压团体辅导过程中，大多数成员表示自己参与程度较高，在团体结束时，有多半以上的成员肯定该团体的辅导效果；(3) 减压团体的领导者一致认为，减压团体模式十分适合应用于校园危机事件的处理。赖念华 (2010) 运用减压团体于大学校园的生命教育，发现减压团体辅导有助于学生疏解情绪压力，真实体验每个历程，使生命教育真正融入生命中。
　　 在汶川地震后，我国大陆的李莎莎，耿柳娜 (2008) 利用减压团体对地震后PTSD患者进行危机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张雯 (2008) 将修改后的绘画心理辅导方案，推广应用于五·一二震灾后危机干预实践中，针对不同群体进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对减压团体的系统研究和本土化研究还十分缺乏。

　　三、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困境及展望

　　（一）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困境
　　 虽然已有许多实践研究证实了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有效性，但是减压团体目前在我国校园危机中的应用仍存在一定困难。首先，一些学校对校园危机事件还采用一种讳莫如深的态度，责任归属是重点关注问题，而对危机事件后的积极心理危机干预则考虑较少；其次，减压团体目前尚属引介阶段，我国大多数学校心理辅导人员对减压团体及其应用方式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再次，从现实层面来看，目前我国中小学甚至高校都还缺乏一套完善的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即使有相应的应对模式，也无法得到很好的训练；最后，减压团体对团体领导者的要求较高，典型的减压团体是由两位受过CISD训练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共同带领，但是在灾难事件之后人力资源往往不足，因此常会变成单个心理卫生工作者独挑大梁，这些都是导致减压团体在校园内难以推广的困境。
　　（二）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展望
　　 虽然减压团体在校园危机干预中的运用存在困境，但是从青少年应对危机的方式，以及校园这一特殊领域来看，减压团体在未来校园危机干预中被推广运用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青少年在面对危机事件时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1) 无固定危机反应模式，经常会以攻击、笑闹等行为方式来表达，使成人无法分辨其行为背后隐藏的真实意义；(2) 面对危机的反应易受同伴影响，会因看到同伴悲伤而觉得悲伤；同时，青少年的经验和知识相对缺乏，容易把生活中的危机严重化，过分估计事件的不良后果；此外，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认同的关键期，对危机后出现的生理、心理症状的误解，将会直接导致自我认同危机。
　　 减压团体提供了创伤后压力反应的介绍，让青少年对危机后出现的生理、心理症状有一定的了解与认识，将自己的危机反应正常化，为正确认识危机事件及其反应提供了可能。而减压团体采用团体分享的方式，能协助青少年儿童疏解在危机事件后产生的情绪，重构认知，同时使他们能够相互学习应对危机事件的经验和技巧，促进健康成长。由此可见，减压团体在危机干预中对儿童和青少年的适用性较强。
　　另外，在校园中推广减压团体比在其他职业领域更简单容易：
　　(1) 校园是系统传授知识的地方，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有利于师生对减压团体有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认识，推广更容易；
　　(2) 校园中的心理辅导人员比较愿意接受减压团体领导者的训练，使得团体领导者的培养成为可能；同时，他们受教育的程度相对较高，更愿意自我表露，参与水平较高；
　　(3)学校是非营利单位，因此不会过分计较时间和成本，愿意让成员尽量参与；
　　(4) 减压团体的干预模式简单实用，操作性强。这些都使其在校园中广泛推广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