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职和高职的会计专业培养目标，如果去掉后者中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修饰语，两者在层次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事实上，企事业单位对酒店管理、市场营销、数控机械等专业的高职生和中职生的技能要求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层次区分。有关部门若要增加高职与中职的区分度，可以对中职培养目标进行限制，对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进行拔高，但这种人为设计的结局会以中高职毕业生的失业为代价，特别是会给中职生的就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

　　其次，高职教育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高技能人才无形中把高职教育看成一个黑箱，这是对高职教育的理想期许，而非高职教育的实然描述。目前，关于如何培养高技能人才存在不同的看法。从理论层面来讲，有的课程专家认为要推行工作过程导向课程，有的提出要推行项目课程，有的学者主张要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或核心能力，有的主张要培养专业职业能力，且不说这些主张最后能否有效促进高技能人才培养，就这些说法本身，也矛盾重重。从高职教育的实践层面来说，也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困难。从教学管理来看，一些高职院校推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全面绩效考核，最后，因为科研有客观指标，社会服务快捷便利，大家趋之若鹜，而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并不一定能如愿以偿，逐渐被边缘化;从政策制度来看，当前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非常注重学生技能，积极鼓励技能竞赛，于是使得高职院校的教师们专注于几个能够竞赛获奖的学生，而对于其他大多数学生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从具体的课程教学而言，为了让学生能够通过考试，顺利毕业，一些高职院校不断降低考试的难度。像大学语文，高等数学等课程的教学，成了中等教育知识的补习课，有的学校因为学生没有兴趣，不及格人数太多，干脆取消。从生源来看，随着高等教育生源的逐年下降，一些高职院校采用注册入学的方式，部分通过注册入学的学生，可能连基本的读写算都没有过关，如何通过“高等教育积累的专门化知识底蕴”面临重重困境。所以要实现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承诺，显得任重而道远。

　　假设3：社会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需求是否合理?

　　我们说高职教育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这一限定，一方面用经济社会发展掩盖了高职教育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遮蔽了高职教育的其他功能。

　　从冲突论的视角分析，学习者个体、企业主和政府等利益主体对于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需求是存在差异和冲突的，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对于学习者个体而言，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从获得的技能和资格中得到最大的利益。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经济来衡量，以最小成本投入学习，尽可能确保获得的技能可以迁移，得到认证，因为这等于获得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企业间流动的通行证，在就业选择上有更多的优势。

　　企业主希望一是技能工人过剩，这样就有降低工资的空间，而不会因技能的稀缺而导致技能工人工资的飞涨。同时还可以从大量的候选人中挑选应聘者。二是尽可能将提高员工技能的成本，转移到政府和(或)员工个人的身上。三是想尽力确保员工的任何学习只针对本企业有效、无法迁移、没有证明，那样使技能员工被其他企业挖走的风险最低。四是要求教育系统反复灌输忍受管理权威，有意识地承受低工资待遇等方面的思想和态度。

　　政府是大范围社会福利的代表，有自己的特别程序。它不仅要满足当前个别企业的技能要求，保证对技能创新的投资不但短期内合理有效，而且对于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长期来说，也有良好效果。同时，政府还可能有自身的利益追寻，政府官员有追求“政绩”的欲望，这可能和注重短期行为的企业利益、行业局部利益以及个人利益形成冲突。

　　2012年11月，山东的《半岛都市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职校生实习现状调查：学校赚外快学生被交易》的文章，讲述山东某职业学院的大一新生胡君因为对学校强制安排的实习不满提出退学。胡君对学校的做法很不解：“为什么大一就要实习?为什么去跟专业没有关系的单位实习?为什么实习的时候没有老师带队?为什么实习单位内部透露的工资和学校给的不一致?”

　　在该案例中，学校简单地用某一企业和自己的需求代替了学生的需求，使学生的权利受到侵害，需求得不到满足。

　　即使是学习者个体、企业主和各级政府内部，因为观念、地区、层次、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需求也大不相同。简单来说，同样的实习工资，对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学生，感觉可能偏少，对于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学生来说，觉得颇为丰厚。这也是部分东部发达地区企业不愿意雇佣本地区大学生，而雇佣外地学生实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企业当中，企业的规模、业务和结构差别很大。大部分高职学生绝大部分是就职于中小型企业，但因为与中小型企业合作很难形成宣传和轰动效应，而且中小型企业的需求调研和管理难度相对较大，从而导致他们的需求处于边缘地位。因此，无论是从抽象的利益主体还是从具体的利益主体分析，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理解存在着冲突和差异。因而，某一利益主体认为合理的需求，对其他利益主体看来未必合理。而这些利益的满足，决非简单的社会需求所能概括。

　　高职教育除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之外，应当还有其他方面的功能。高职教育要培养劳动力，也要促进个人的自然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教育可为生产部门造就合格的劳动力，由于劳动过程本身既能为个人发展提供某种机会，又有可能限制甚至损害个人的自然发展，所以，教育对生产的意义，不限于训练劳动能力，在一定情况下通过教育‘保护’劳动能力的意义更为重要。”高职教育虽然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进器，但既然作为教育，应当有“非生产”属性的社会意义。高职教育不仅在于促进社会物质经济的发展，也有保持和传递社会精神文化的功能，有着社会公平上的诉求。当高职教育的经济功能被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和抹煞高职教育其他功能的履行。

　　有的学者指出，强调通过职业教育提升劳动者素质，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单一政策逻辑，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是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对现存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反思和追问。学生只要接受职业教育，到劳动力市场上去出售自己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追问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是否公平合理，是否有改革和创新的必要。二是转借责任。学生接受了职业教育，依然失业，不是因为就业岗位缺乏，经济结构存在问题，社会福利的不公平，而是因为个人自身的能力问题。

　　那些名牌高校的毕业生为什么能找到工作?那些优秀毕业生为什么能找到工作?这样的逻辑和问责方式，实际上，通过高等职业教育，把经济发展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责任，转嫁到高职的弱势学生身上。

　　三、结论

　　(一)高职教育与经济制度改革应齐头并进

　　人们往往因为某些行业的高级技工短缺，而大声疾呼发展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实际上，一方面，要求短短三年的高职教育培养出高级技工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即使高职教育培养了高素质的技能人才，但是因为经济周期的变化，就业制度的不平等和低技能均衡的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致使高职毕业生英雄无用武之地，技能发展受到限制。尽管高职教育在培养高素质人才方面的诸多不足固然有高职教育内部的原因，但不可否认很多不足是与外在的社会和企业制度存在密切关联。例如，企业不愿意和学校真心实意合作，一心想从学校和学生身上赚取短期的经济利润;企业采用的是血汗工厂式的管理和生产方式，工厂和企业对员工技能和素质上的唯一要求就是默默无闻，拼命工作。正因为如此，雷·马歇尔和马克·塔克认为，在不改革企业组织方式的情况下，简单地以培养高技能人才为目标来改革教育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认为，适合于高技能人才成长的理想企业工作组织方式应当是“高技能、高收入和高绩效”的。

　　这种组织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精简管理人员和辅助人员，降低成本，激发一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二是缩短生产周期，丰富产品种类，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灵活性，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虽然这只是一种理想，但揭示了职业教育改革应该与社会改革同步的道理，职业教育单方面的努力，很有可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二)寻求高职教育的内生性需求

　　所谓内生性需求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高职教育要真实地了解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而不是简单地根据人才市场的统计数据、企业领导的主观言论，优秀毕业生的一面之词，因为这些数据和言论往往搀和了诸多夸张渲染和主观的偏见。总的来说，高职院校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了解，“主要还是停留在宏观的、模糊的、间接的层面，缺乏细致的、精确的、直接的调查。”

　　谈不上是对社会真实需求的透彻把握。二是要在了解真实需求的基础上，仔细分析高职教育的优势和定位，对社会需要应有所选择、有所预测，有所平衡。社会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斑驳复杂，有的合理，有的不合理，有的通过高职教育能够完成，有的只能作为一种理想的追求，高职教育只能为之奠定一定的基础。即使是所谓最了解学生需要技能方面的专家(项目经理、人事部门领导、毕业生)也“不能够提供关于‘资格问题’、工作任务与‘要求’、‘能力’和最终的学习过程与实质是否匹配等方面的有效信息。”

　　是的，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性”和“职业性”的双重属性，但这些属性不能仅仅作为教育体系内部层次和类型的简单划分逻辑依据，而是应当与社会需求紧密相联。没有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高等性”和“职业性”，无论多么精致完美，逻辑严密，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三)突破经济功能的阈限

　　高职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是责无旁贷的，通过职业教育来增加个人的经济收入，比起依靠人脉关系来致富的手段要公平合理得多。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职业教育有多重功能。从个人本位论看，职业教育除了促进经济发展之外，还有维护个人身心健康、开发个人潜力，维系个体合法权益的功能。从社会本位论看，职业教育除了经济功能之外、还有政治功能、道德教化功能和文化传承等功能。这些功能可以和经济功能相互补充，能够共同发展，但也有可能会与经济功能发生冲突，我们要协调这些功能的关系，而不能为了经济功能而牺牲另一些功能的实现。第二，即使从经济功能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不仅在于适应当前的经济结构和制度，更在于培养学生能够对现有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组织理念和制度提出质疑和反思，能够去创建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机构和制度，为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高职教育不但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能够通过努力去改革社会中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地方，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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