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规范了山西的基层政权设置,首次创设了区乡一极的国家行政政权,建立了一整套村自治制度｡山西村治一改清末以来山西基层组织比较混乱的局面,建立了编村,实行区村制,规范了县以下的政权设置,使得政令得以贯通｡在编村内,建立的村民会议､村公所､村监察委员会､息讼会和保卫团等自治组织,打破了山西农民社区原有的结构体系,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农村家族势力对农民的影响,和传统社会靠乡绅､宗族势力自发性会社办理村公益事务的局面｡另一方面,山西村治是在农民建立近代化民主制度与国家行政统一相结合的尝试｡
　　4.阐扬了民主自治取向,使农民受到了锻炼,增强了参与意识｡吕振羽指出,山西村治开创了中国下层政治重心先河,其“可备训政之楷模,而为宪政之基础”,对山西“由政治力量提倡民治”,村制“置人情于法律之上”以及其“村民自觉之精神”和“村民负担平均”的做法都极为欣赏｡热心村治的茹春浦先生通过实地考察,发现至少有半数以上的村民参加村民会议,也知道村民会议的目的在于选举村长､村副和各委员｡不识字的村民可以举手表决,多数村民都认为村民应自己办理自己的事,而村民会议是办理自己事的机关｡因为有村民会议,使得官吏不能随便压迫村民,而村中均系好人办事,坏人亦不敢作坏事｡吕振羽针对山西各村村民会议之事说:“此即小社会全民之精神,而行使选举官吏､罢免官吏之权也｡”村民会议的召开,至少在村级政治上提出了人民的普选权｡李冠洋与阎锡山共事多年曾记述道,“对村长等人选,在最进步的时候,曾把选举权大胆交给人民使用｡”可见,村民会议也并不完全是虚设,是有一些实质性内容的,村治的实践多少使村民的参与意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5.促进了山西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改善了乡村的经济基础｡阎锡山在1917年-1922年给大总统的《呈报办理六政成绩》中说:在兴修水利方面,共开渠1562道,扩大水浇地200万亩;在种树方面,共种植4504万余株,成活率达70%;在蚕桑方面,种桑1.15亿多株,收茧330万多斤｡阎锡山从1917年开始鼓励农民种棉,到1923年时“棉田面积发展到179.6万亩,总产皮棉30.037.350吨,每亩平均14.35公斤”,所产棉花除供应本省需求外,还销往外省｡于此同时,阎锡山还于“1919年,购回澳洲美利奴羊1000只,引进美国良种马200匹,荷兰乳牛十头”来发展畜牧业｡可见,推行“六政三事”,不但促进了山西农业的发展,使得新品种､新技术得以推广和应用,而且使得农业基础得到改善,农作物种植结构得到调整,改变了山西原有的乡村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山西经济的发展,且使山西的社会面貌､民众习俗有了较大的改观,充实了山西自身的经济实力,为“村治”提供了可靠的经济保障和持续性的可能｡
　　6.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文化的陋习,推动了山西人思想道德观念的更新｡在山西村治改革中,许多传统社会演变而来的陋习成为村政改革除弊的对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剪发和天足｡1917年,阎锡山提出男子剪发和女子禁止缠足的倡议,到1918年底,全省男子所留发辫基本上完全剪完｡对于缠足,规定“未缠足者,不许缠足,已缠足者令其解放”,并成立了“不聚缠足妇女会”进行宣传教导｡至1922年全省“没放,没剪的已属最少之数”,“已如数报竣”｡二是禁烟｡“阎锡山在禁烟上,确实下过不少辛苦,不但设有专管机关,各级行政人员,也一起投入禁烟工作｡”禁烟的措施,包括禁种､禁运和禁吸,并设立奖罚措施,“罚必由上而下,军队先从旅长禁起,政界先从省公署禁起,县村先从最有势力者禁起,严格限制,层层往下”,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一九一八年破获贩运､吸售烟土､吗啡､药丸共四千多起,而一九二零年则为一万八千多起,增加四倍｡”三是提高妇女地位｡山西村治改革不但要求男子自立,而且还希望女子树立自立意识,从而改变传统女子在家庭中的依附地位｡缠足的禁止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妇女,且非常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纷纷设立女校,为女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除以上几点外,山西省署还在村治改革中还提倡培养村民的卫生意识和环保意识,“要求人民养成讲卫生的生活习惯……要求人们房屋要干净……要求人们注意呼吸､饮食和创伤三方面传染病”,使现代卫生习惯和观念开始深入山西农村社会生活｡在村治改革中,由于山西村政改革对以上农村社会旧的风俗习惯在法律和制度上予以摒弃,并通过实践逐步深入贯彻,使山西农村社会风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阎锡山之所以进行“村治”改革,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扩充自己的实力,以便同外省军阀势力相竞争｡“村治”期间,阎锡山先后参与了反直､反奉､反冯和中原大战,战火沿及全省和华北各省｡社会形势的动荡,势必会影响到山西“村治”改革和村制建设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尤其是战争危及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本无法顾及“村治”改革的事项和发展,使“村治”改革的成效和影响大大降低了｡
　　
　　[参考文献]
　　[1]阎锡山.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M].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处,民国二十四年版,第三卷(上).
　　[2]山西村政汇编[M].太原,村政处校印,民国十七年一月.
　　[3]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4]孟令梅.民国初期山西村治述评[J].山西大学学报,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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