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就是“州军县镇，旧来行户立定时旬价直，令在任官买物，盖使知物价低昂，以防亏损”[6]（《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24）。时估制度显然主要是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通过这项制度，宋政府建立起了及时迅捷的物价反馈系统，为购买提供了重要依据。如咸平二年（999），“诏杂买务买物支价钱，委监官当面将旬价纽计钱数责领，若三司乞破之时，须缴元帖并须状申三司”[6]（《宋会要辑稿》食货64之40）。天禧元年（1017），“三司言：在京修造合支材木，令陕西出产州军斫买外，有十八万九千二百余条，欲令竹木务许客旅依时估入中，每贯加饶钱八十文，给与新例茶交引。从之”[6]（《宋会要辑稿》食货36之14）。皇佑五年（1053）诏令：“诸路转运使上供斛斗，依时估收市之，毋得抑配人户”[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天圣三年（1025），根据权三司使范雍的建议，规定：“自今和籴、和买，须及时早开场，委知州、军同通判与监官，当面勒行人依在市见卖价例，估定钱数”[6]（《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0）。绍兴二十六年（1156），右正言都民望也说：“近降旨依户部措置储蓄，收籴米斛，此大务也，然其间措置有未当，约束有未尽。仓场情弊，中外一同，交纳邀求，在所不免。若和籴之价，不高于市直，人谁肯就场申籴。又物价高下，随时低昂。官司收籴之初，略集行人，供具三等价直，后有增减，更不复问”[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2）。

时估是根据现时市场价预先估计的未来价，与实际的市场价有一定距离，但它把变动不居的物价在文本上相对固定下来，把错综复杂的市场信息统一收集起来，为政府制定购买的预算计划、拨付采购资金等实际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在信息传播极其落后的时代里，这种操作方式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宋代创立的时估制度在元、明时仍然沿用。尽管宋政府在实际购买中并不完全按照时估支付价钱，有时略高于时估，更多的时候大大低于时估，在绢帛的和预买等场合时估可能毫无意义，但一般情况下的购买活动恐怕都离不开时估这个基本的参照物。

4、 采取了多种付款方式。

大凡购买商品，一般有三种付款方式：当场付款、延期付款、预先付款。后两种形式都属于商业信用行为。在宋代的政府购买中，这三种付款方式都广泛存在。尽管有时这三种方式常常彼此转化，例如，原本规定当场支付现钱的，经常在执行中因拖欠而实际上变成延期付款的赊买；原本规定预先付款的，有时也变成现钱交易或延期付款。但如果政府购买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买”的性质，则不管怎样转化，这三种方式都属于不同的概念，在具体操作办法上也是不一样的。

当场付款，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两宋时期常见的一种政府购买方式。政府在京师及内地城镇向行会铺户购买，按规定多数是要当场付款的。虽然经常出现拖欠，但这并非制度允许，宋政府对这类弊端一般也比较注意纠正。如至和元年（1054），知开封府蔡襄言：“内东门市行人物，有累年未偿价钱者。请自今并关杂买务，以见钱市之。……从之”[6]（《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17至18）。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以臣僚言，辇毂之下，买物于铺户，无从得钱。凡临安府未支物价，令即日尽数给还。是后买物须给见钱，违，许陈诉于台”[9]（《宋史·食货志》）。《作邑自箴·书市买牌》也要求负责购物的官吏必须持有知县衙门签发的“市买牌”，上书“本厅收买诸般物色并是先支上等实直见卖价钱者”。购物时，商人要“验认牌上书押，先于市买处交取上等实直见卖价钱，方得供物。其市买辄敢支中下等钱及于牌外妄有取索、赊荷，立便赴本厅出头”。沿边购买军需粮草时的“和籴”（又称收籴）和“博籴”，虽然偿值之物不同，前者付给钱币，后者付给绸绢、丝绵、金银、茶、香药等杂物，但在付款方式上没有差别，都是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或物）当场就地交割清楚，完成交易过程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信用关系也在宋代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从而为宋政府以延期付款的方式大规模进行赊买提供了有利条件。延期付款是北宋沿边军需粮草物资的主要购买方式。其特点：一是购买地点和付款地点通常是分开的，并不在同一个地方，因此严格地说这种方式应当称之为延期异地付款。二是政府购买粮草物资后，付给出卖者的提款凭证是钞引（或曰交引），通过钞引把此地交货、彼地取款联系起来，就仿佛飞钱便换一样，故宋人习惯上称这种购买方式曰“便籴”。三是宋政府延期异地支付的款项，或者说钞引可以兑换到的东西，品类繁多，有汴京的钱币、绢帛、香药，解州的解盐，江淮的茶叶、末盐，还有四川的铁钱、交子等。通过延期异地付款，不仅促进了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通，而且派生出了交引这种信用证券的交易市场，从而把信用商业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付款方式。

预先付款是宋代政府购买制度中采用的另一种信用形式。这种付款办法在政府购买粮食，箭杆、雕翎、弓弩等兵器制造材料，以及铜铁金银等矿产品时都曾采用，但应用最多的领域还是北宋时期绸绢布帛的和预买。与此种付款方式相关的制度主要有两点：一是预先付款的时间。大致在和预买制度创立初期，放钱时间多在春季，即《东斋记事·补遗》所谓“方春民乏绝时，豫给缗钱贷之，至夏秋输绢于官”。北宋后期的许多律令中也都一再要求必须严守正月放款的规定。二是必须有人担保并订立合同契约，宋政府为预买绸绢专门制定了担保契约的规范性文本，其目的无非是防止民户虚报冒领，造成官府资金的损失。这种付款方式对于缓解百姓生产中的资金短缺问题、促进生产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但随着逾期拖欠、少支钱币多支杂物等问题愈益严重，其积极作用逐步丧失。预买绸绢制度在北宋末南宋初蜕变为赋税之后，预先付款这种方式也在政府购买活动中较为少见了。

5、 实行了招标承包的买扑制。

何谓“买扑”？扑者，竞争、搏斗之意也。私人以投标竞争的方式承包官府的某项事务，互出价格，以决胜负，仿佛力士相扑之状，故曰买扑。唐代晚期就出现了私人买扑官营的酒务、税场的经营方式。到宋代，买扑制更加流行，诸如官营工商业、禁榷专卖、商税征收等领域都广泛由私人买扑承包。但以往的研究中似乎从未涉及过政府消费品购买领域的买扑制。而揭示出买扑制经营方式渗透到了政府购买的过程中这个重要事实，不仅有利于丰富买扑制的研究，更有助于加深对宋代政府购买制度的认识，有必要给予高度重视。

在政府消费性购买领域施行买扑承包制，似以宋神宗时的资料居多，典型者如：熙宁三年（1070）五月，“制置条例司言：‘诸路科买上供羊，民间供备几倍。而河北榷场博买契丹羊，岁数万，路远抵京，则皆瘦恶耗死。屡更法不能止，公私岁费钱四十余万缗。近委著作佐郎程博文访利害。博文募屠户，以产业抵当，召人保任，官豫给钱，以时日限口数、斤重供羊。人多乐从，得以充足岁计。除供御膳及祠祭羊依旧别圈养栈外，仍更栈养羊常满三千为额，以备非常支用’。从之。博文所裁省冗费凡十之四，人甚以为便”[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1）。熙宁五年（1072）十月，“安石又欲令诸司库务系市易务，行人买纳上供物处，令提举市易司管辖。上曰：‘如此，必致人言，以为所买物不良’。安石曰：‘不如此，则库务公人利于诸路科纳，必非理邀索拣退，行人无由肯揽’。上曰：‘今行人扑买上供物亦易尔。前宋用臣修陵寺，令行人揽买漆，比官买减半价。不知市易司何故乃致人纷纷如此，岂市易司所使多市井小人耶？’”[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9）

这两则资料清楚地告诉我们：其一，当时在政府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