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易代之际, 世事纷扰, 如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魏晋清谈之关系》中所言, “时移世易, 又成来复之象, 东晋之末叶, 宛如曹魏之季年”。在新旧鼎革的历史关头, 何以自处, 士大夫必须做出选择。此时, 已远离官场, 归隐田园十馀年, 又年届六旬的陶渊明, 对社会人生抱有何种心态, 是值得探询的。学术界常常有一种看法, 认为陶渊明在归隐之后, 心情日益趋于平淡, 即便有苦闷, 亦只是由追求与自然合一时的内心冲突所致, 且越到暮年冲突就变得越微弱。愚意以为, 这类观点, 似乎过于轻看了晋宋之际政治时事对陶渊明这位感诗人内心所造成的冲击, 亦多少忽视了其躬耕生活所遭遇的种种艰难困苦给诗人精神上带来的重负。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陶渊明集中那些所谓“金刚怒目”之作, 大多写于他的晚年, 这多少透露了陶渊明“如何蓬庐士, 空视时运颓”的心路历程。所以, 可能更合符实际的情况是, 陶渊明在晚年的人生和政治态度, 恰与他中年时的“平淡”相反, 是相当激烈和不妥协的。萧统《陶渊明传》载:
（渊明）躬耕自资, 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 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 麾而去之。
按檀道济为江州刺史是在元嘉三年五月, 其时晋宋易代已历五载, 渊明则年过六旬, 老病贫困弥加。其拒绝檀氏馈赠一事, 正显示了他的上述态度, 亦即坚决维护一个贫者的尊严并始终不与刘宋新贵集团合作。所以清人顾易作《柳村谱陶》，因此事谓渊明是“姜桂之性, 到老愈辣”。而直到渊明辞世, 这样的态度都未或之改。
就今天大致可以确定其写作时间的陶诗来看（主要参考王瑶辑《陶渊明集》、逯钦立辑《陶渊明集》、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清·顾易《柳村谱陶》、丁晏《晋陶靖节年谱》中的系年），陶渊明晚年之作, 大致包括《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岁暮和张常侍》、《咏贫士》、《杂诗》之一部分、《有会而作》、《乞食》及《拟古》、《述酒》、《饮酒》、《读<山海经>》、《咏三良》、《咏二疏》、《咏荆轲》、《挽歌辞》等数十首, 这些诗有不少都对社会和人生表现出一种抗愤。我们可以从其中所显示的陶渊明对贫困和易代两方面的态度来进行分析, 以便具体说明诗人晚年思想行为的激烈。
一
诚然, 陶渊明在归隐之后, 确实有一段时间因为“矰缴奚施, 已卷安劳”（《归鸟》）而感受到“日夕气清, 悠然其怀”（同上）的超脱与宁静, 为此而创作了许多表现“众鸟欣有托, 吾亦爱吾庐”之情的愉悦诗篇。可是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化, 其冲逸淡远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在渊明五旬以后所写的《与子俨等疏》中, 可见这种变化的端倪。疏中言：
少学琴书, 偶爱闲静, 开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 时鸟变声, 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 遇凉风暂至, 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 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 机巧好疏, 缅求在昔, 眇然如何！病患以来, 渐就衰损；亲旧不遗, 每以药石见救, 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 每役柴水之劳, 何时可免? 念之在心, 若何可言。
又有“吾年过五十,……性刚才拙, 与物多迕, 自量为己, 必贻俗患，僶俛辞世, 使汝等幼而饥寒”等语。从这些文字中, 可以看出陶渊明归隐之后, 从怡然自得渐次到贫病相袭, 心意难宁, 相对宁静的生活遽告消逝的一段历程。大致五十以还, 现实生活中有三方面的困窘不断袭扰渊明：一为旧疾，陶渊明少罹痁疾, 向立以来, 多游宦之劳; 归耕之后, 有农作之苦, 以至五十甫及, 旧疾转剧。友人颜延年诔中言其“年在中身，疢维痁疾”，渊明诗中, 有“负疴颓檐下, 终日无一欣”（《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气力渐衰损, 转觉日不如”（《杂诗》）等句, 可见渊明长期为二竖所苦的情形；其次则是诸子不能成立的疚怀，据疏中言, 因家道艰难, 渊明诸子虽幼, 却不能免受饥寒, 且不得不充任薪水之劳, 其生长条件可知。渊明《责子诗》中, 有述诸子粗劣无文之句：“虽有五男儿, 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 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 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 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 但觅梨与栗。”以陶渊明的人品学养, 诸子本不难受到较好的文化熏染, 然而竟顽劣如是, 究其缘由之一，当是因诗人劬劳生涯, 无暇多顾及儿子之教育, 而诸子亦须承担劳动，不能全力向学, 以至老大无成。就儒家重视家族延续的传统价值观而言, 儿孙不立, 无疑是人生的一项缺失, 渊明贤者, 对此亦很难释然。他表面上虽以一种达观的态度, 将其归之为“天运”，以“且进杯中物”来自慰, 但实际上对儿子家人的负疚感，却是他时常“念之在心”的；困扰之三, 即来自生活的贫匮。渊明归耕之后, 家道日落, 所居浔阳一带, 战乱不断, 比年又频遇水旱风虫回禄之灾, 最初尚能园田草庐, 悠游卒岁，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终则年老力衰, 衣食无继。所谓“倾壶绝馀沥, 窥灶不见烟”、“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屡缺清酤至，无以乐当年”一类诗句, 无疑是陶渊明晚年贫居而少饮酌之欢生活的真实写照。而贫困, 也构成了对渊明晚年人生态度的最大考验。
这一时期的陶诗对贫困处境的描写, 往往是非常具体而微的。此点和陶渊明中年时期的诗作鲜有直接渲染贫苦生活的情形, 形成相当鲜明的对照。兹以渊明的最后一首劳作诗, 作于义熙十二年的《丙辰岁八月于下潠田舍获》为例:
贫居依稼穑, 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 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 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 泛随清壑回, 郁郁荒山里, 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 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 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 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 聊得从君栖。
《柳村谱陶》于此诗下按云：“公自躬耕抱疾, 至此垂老而犹作苦, 然《晋传》云‘不营生业, 家务悉委之儿仆’，当是年愈高而疾愈剧, 亦不能复作苦也。此后获诗亦不再见。”仔细体会诗中之味, 不仅与渊明早岁及归田之初所作的同为叙写劳作和田园感受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归园田居》五首等迥然有异, 甚至和他五十岁以前作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中获早稻》诗中的情调亦有区别。《怀古田舍》《归园田居》诸诗, 对平凡的田家生活, 尚怀有一种新鲜的憧憬。其有关的诗句如“秉耒欢时务, 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 即事多所欣”、“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等，多少有一点“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的士大夫意趣。而“长吟掩柴门, 聊为陇亩民”等句中还可以看出诗人是借矢志躬耕来表明一种人生选择, 并非仅言劳作感受, 其基调与丙辰岁获诗不同自不待言；《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作时, 渊明已在多年躬耕中备尝劳作的艰辛, 故诗中所言, 皆实在语, 性质上与丙辰八月中获诗最为相近。然而后者在平淡中表现出的深沉哀苦, 却为庚戌岁诗所不及。如丙辰岁诗一开首的“贫居依稼穑”四句, 与庚戌岁诗“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的开头相比, 已不再仅为选择了某种正确的人生之道而自感满足。现实生存的需要, 已令诗人将对至道的追求, 演化成为一种无须任何炫耀夸饰的平淡无奇的日常劳作。实际上, 由于诗人生活处境的恶化, 丙辰岁诗中写到的劳动,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苦：为了收获，“姿年逝已老”的诗人, 中夜即起, 坐以待旦, 虽为此而颇为难得地获得一饱, 但一天的劳动却是很不轻松的，要驾舟穿过蜿蜒的水道, 进入荒凉的山中, 随着清怨的猿声体会一种“常恐负所怀”的深忧。而且在庚戌岁获稻诗中, 当诗人“四体诚乃疲”时, 尚可“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颜”，而此诗中却已全然没有饮酒解乏的描写, 足见此时渊明家境日贫, 多劳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