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刘宋建立的永初元年, 陶渊明作《拟古》九首, 诗中的愤激意味已较《饮酒》更为突出。而所谓“拟古”，不过是用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 藉以掩饰批判现实的咄咄锋芒, 传达某些在当时形势下不便言说的隐微心绪而已。从形式上看, 《拟古》九首实际上是一组彼此密切相连的抚今追昔, 感慨时事之作, 在从往事到现实的追忆之中, 蕴含了对晋宋间政治的思考与批判。诗中有不少直接抒写愤世之情的篇章, 如第八首“少时壮且厉”：
少时壮且厉, 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 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 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 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 吾行欲何求！
陶渊明内心, 一向与黑暗现实持冲突抗拒状态, 在《与子俨等疏》中自言“性刚才拙, 与物多迕”；又作《感士不遇赋》，其序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闾阎懈廉退之节, 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 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 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 三闾发‘已矣’之哀。”而这首诗不仅显示了秉性贞刚的诗人向来的愤世态度, 尤其还通过“饥食首阳薇, 渴饮易水流”等句, 写出了陶渊明在晋宋交替之时特定的激烈情感。从前引诗文中可以看到, 渊明凡涉及到自己易代之际隐居不仕立场时, 喜援用商山四皓和伯夷叔齐的古典, 如《赠羊长史》中的存问绮甪，《饮酒》中的“夷叔在西山”，《感士不遇赋》的“夷皓有安归之叹”等。不过四皓与夷齐二典所体现的政治态度, 实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商山四皓之不应统治者征辟, 避世的成份较多；夷齐的不食周粟, 则更具反抗的政治色彩。而这两者间的不同, 似乎正代表了渊明在晋末宋初逐步发展的愤世情感。事实上, 渊明诗中, 义熙后期较多用到四皓之典, 易代前夕常夷皓并言, 到东晋鼎革之后, 则不仅仅常有怀感夷齐的诗句, 而且还进一步寄情刑天、夸父、精卫及三良、荆轲这样些身死而精神不灭的失败英雄, 以寓托自己的政治情感。而诗人在永初二年前后所作的《述酒》、《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诸诗, 也最可代表陶诗“金刚怒目”的一面。
以《述酒》为例, 该诗作于刘宋永初二年九月以后, 以刘裕篡晋后用残忍手段鸩杀已废为零陵王的东晋恭帝为“今典”。全篇利用大量廋词隐语, 表述了刘裕代晋称帝, 又无端弑逆的经过, 充满愤郁之情。篇首“重离照南陆, 鸣鸟声相闻, 秋草虽未黄, 融风久已分”四句, 即以曲折的古典, 开门见山地暗示了刘裕在永初元年的受禅和一系列相关事件。按元熙二年夏四月, 刘裕入京辅政；夏六月, 恭帝禅位, 改元永初；次年九月, 已废的恭帝被杀。诗中之“重离”，代指司马氏, 亦可喻日喻君；日照南陆, 正是夏季之时。“鸣鸟”句用《楚辞》“恐鹈鴂之先鸣兮, 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之典, 《夏小正》言“五月鴂则鸣”，时值仲夏, 而鴂鸣之后, 即将进入秋天, 故诗中言秋草将黄, 春夏的和风渐渐消逝了。这段由夏到秋的物候描写, 加上“重黎”这样富于启示的语词符号, 所喻指的, 正是在这一期间发生的难以明言的人事变迁。下四句“素砾皛修渚, 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 重华固灵坟”，对晋宋相代的由来作了回顾追溯。“素砾”句颇为难解, 逯钦立先生认为是隐指在刘裕之前的桓玄篡晋改国号为楚, 东晋国祚为之一绝；“南岳无馀云”，则暗指司马氏在江东的基业已荡然无存, 正是唐人诗中“金陵王气黯然收”之意；又按桓玄和刘裕在晋末都曾被朝廷封为豫章公, 并都以此起家, 倾覆晋鼎, 故“豫章抗高门”当是指桓刘二人势力的逐步膨胀, 以至于与朝廷分庭抗礼；“重华”句中的重华代指被废为零陵王的东晋恭帝, 盖零陵有舜冢，“固灵坟”则暗示零陵王已死。叙述到此, 诗人已是悲不自已, 因而流泪叹息, 夜不能寐。以下从“神州献嘉粟”到“日中翔河汾”的大段文字, 渊明仍然用古典喻今典, 若晦若明, 曲折反复地揭露了刘裕集团为了篡晋, 一方面制造符瑞, 以示天命所归；另一方面则诛灭异己, 翦除晋室枝叶，弑安帝而立恭帝, 又自登大位, 并再度弑逆的种种恶行。最后, 诗人在“朱公炼九齿”六句诗里, 借陶朱、夷齐等古典, 表明了自己决不与刘宋集团合作的态度并对无辜被害的安、恭二帝寄予深切的同情。
《述酒》是陶渊明作品中少有的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咏叙时事, 揭露历史真相（尽管是用纡曲晦涩的方式）的诗篇, 它明确地显示了诗人对刘裕集团所抱的强烈义愤。但渊明对统治者恶行的谴责并非仅此而已, 在《读<山海经>》十三首的一些诗里, 诗人表现出来的义愤, 其激烈程度似更有过于《述酒》。如第十首:
巨猾肆威暴, 钦鴀违帝旨；窫窳强能变, 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鵕鹗岂足恃！
诗中所举, 都是一些神话中人物, 字面上, 也只是就这些子虚乌有之事发抒感慨。然而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和诗人在其中投注的激烈感情, 它们却决非无谓之语。正如王瑶先生所言, “诗中怜悯祖江独死, 说明不可为恶之旨, 当为宋武帝弑晋恭帝而作。”
从年岁上看, 永初中渊明已将近六旬, 但在上引的这些诗里, 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人进入迟暮后常有的随和平淡, 也不似渊明素来的“静穆”。相反, 可以发现, 渊明到老, 对世事仍是相当认真执著的, 不仅追求理想, 崇尚道义的精神不减“抚剑独行游”的青年时期, 而且还在诗中一再显示出某种忠臣烈士生死以之的“猛志”奇节。《读<山海经>》中，诗人同情欲衔微木填平东海的精卫；怀感虽死仍执干戚而舞的刑天；赞美与日竞走, 力尽而死, 功在身后的夸父；《咏三良》中, 凭吊投义赴死, 异路同归的义士；而在《咏荆轲》中, 更是对酬报知己, 誓灭强嬴的刺客那种“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凌厉越万里, 逶迤过千城”的英雄豪侠气概备极歌颂, 虽奇功不成, 仍有“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馀情”的无尽缅怀。不难看出, 为渊明所称颂的这些神话或现实中人物所具有的“宏志”“猛志”“忠情”“奇功”，亦正是渊明自身的骨鲠狷介处, 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