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而言之, 《咏贫士》七章确实体现了陶渊明晚年思想心态的一个层面和一种状况, 这就是其思想中因为面对晋末社会的世风趋下与自身之老病穷愁而激起的层层波澜, 种种疑惑, 通过对古代固穷的贤人君子的标举认同而得以平抚慰解。此后他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固有的人生信念, 进而还将中年以来对穷达、贫富、贵贱视之如一, 不喜不惧的淡然冲和风度, 微妙地变为摒弃荣贵, 以贫自傲的高傲孤洁心态, 更不希冀世人的理解。由于这种以贫自傲的心境, 渊明在晚年的诗作里, 从不讳言自己的贫窘之状, 一方面不以乞食为耻, 另一方面则对权势的施舍不屑一顾。其晚岁所作的《有会而作》和《乞食》二诗, 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倾向。《有会而作》诗云:
弱年逢家乏, 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云暮, 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 非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 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 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 在昔余多师。
《乞食》诗云:
饥来驱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 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 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 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 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 冥报以相贻。
据王瑶等先生考订，此二诗大约同时作，时间是在元嘉三年年底，当时陶渊明屡遇年灾, 生活最为困苦。史云其“偃卧, 瘠馁有日”，即是此时, 而拒绝檀道济的粱肉之赠, 亦在此时。《有会而作》中的“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肥甘”，就是诗人对檀道济之辈的一个似委婉实尖锐的回答。从诗中可以看出, 诗人拒受粱肉的含义, 不仅仅在于因政治上反感刘宋新贵集团而不欲与之过深交往, 更主要的是表现了身处贫贱而粪土王侯的诗人，在当时尤其刻意标持的一种贫者、饥者的骄傲。檀道济之流以权贵的身份, 借粱肉的馈赠渎犯了渊明的这种骄傲与尊严, 自是渊明所深耻而不能容忍的。所以渊明对此的反应异常激烈，“常念粥者心”四句颇为愤然的反语, 表达了诗人对于古之饿人不食嗟来之食而宁愿蒙袂而死一事的深深感叹, 并借此将自己“固穷夙所归”之志昭示于世。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 陶渊明虽拒受权势施舍, 却不辞于饥馁之极时向里人乞食, 并且还在诗中细致入微地描述自己乞食的经过。《乞食》诗“饥来驱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门拙言辞”之语备极生动, 完全刻画出了一位年老疲惫的诗人为饥所驱, 叩门求食的那种恍惚、羞涩的神态。而渊明在诗里坦然无忌地写出这一切, 可见他心中并不以此为耻。实际上, 在渊明看来, 一个在污浊之世坚持高洁理想人格的贫士, 困苦饥寒, 在所不免。为了维持生存而接受善良的下层人民帮助, 乞食乡里, 受恩“漂母”，又何足病。唯有腆受权贵施舍, 隳节易行, 丧失固穷的品德, 这才是真正的可耻, 是对理想人格的玷污, 在此方面, 不容有丝毫的妥协。渊明晚年诗之“说固穷多”（方东树语, 见《昭昧詹言》卷四），此点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本质上看, 魏晋以来, 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反抗避世之举有多种多样。酣饮者以酒傲世, 佯狂者以狂傲世, 其本心, 都是藉此不与昏暗之世合流, 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陶渊明在暮年笃守固穷之节, 并用一种相当激烈的态度来刻意维护, 亦可称之为以贫傲世, 同样是为了在一个世风衰替, 道义无存的社会里, 保持自己高洁的自我人格。较之嵇阮等前贤, 渊明所为, 可谓方式不同而其道一也。
二
陶渊明晚年面对社会和人生所持的“以贫傲世”态度, 不言而喻, 是相当激烈的。但如果和他晚年对政治的态度相比, 则后者的愤激程度, 又远过于前者。渊明政治上的愤激, 有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年以后, 陶渊明退出官场, 隐居躬耕, 其初衷本是因济世之志难遂, 而折腰逢迎，“违己交病”。所以归隐后虽人在江湖, 仍然对国运兴衰. 政治治乱深怀关切。早年所作《停云》诗中“八表同昏, 平陆成江”“八表同昏, 平陆伊阻”之句, 即体现了这种情怀。对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 渊明内心企盼有一强有力者出来匡扶社稷, 收拾局面; 而在晋末政坛上似乎扮演了有力者角色的, 前有桓玄, 后有刘裕。桓玄篡晋未果, 身败名裂, 刘裕继之而起, 成为政治上举足重轻的人物。从元兴元年起, 刘裕先后击败孙恩卢循徐道覆的部众, 消灭桓玄势力, 迎安帝兄弟反正, 又整饬朝政, 北伐关洛, 创造了自东晋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勋绩。凡此种种, 都显示了刘裕对晋室有再造之功, 而不绝如缕的东晋王朝, 在刘裕主持下, 也一度呈现了新的气象，“不盈旬日, 风俗顿改”（《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似乎中兴有望。总之从元兴到义熙初, 刘裕大致扮演的正是一个渊明所希望的角色, 故渊明在这一时期诗中涉及时事, 态度尚平和, 对刘裕本人, 也无太大恶感。后来作的《拟古》诗中, 忆及当年之事, 犹有“仲春遘时雨, 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 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 双双入我庐, 先巢故尚在, 相将还旧居”的诗句, 注者以为此乃言义熙元年安帝兄弟东返建康事。尽管时人已看出刘裕乃“司马德宗之曹操”（见《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但“将相还旧居”诸语, 仍可见渊明对刘裕依然寄有一定希望。到了义熙之后, 刘裕翦除异己, 扶植羽翼, 恣行废立, 篡迹渐著。而陶渊明对时事和刘裕其人的观感亦日趋失望, 政治态度逐步改变, 从最初的怀疑担忧渐次发展到内心的强烈抗愤。所作有关时政的诗, 亦日渐显出“金刚怒目”之形。
这一态度变化, 大致也出现在义熙十年之后, 陶渊明五旬以还。作于义熙十三年的《赠羊长史》，是曲折表现渊明内心犹疑的一首诗, 诗云：
愚生三季后, 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 正赖古人书。圣贤留遗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 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 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 负疴不获俱。路若经商山, 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 精爽今何如? 紫芝谁复采, 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 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 言尽意不舒。
从本心说, 陶渊明对收复关河, 混一九州是至感欣盼的, 所以此诗的前半部, 情调颇为高昂。而到了后半部分, 诗人的思绪就变得复杂起来。析言之, “路若经商山”以下, 所含情感大抵有四：其一是对商山四皓高蹈隐居, 义不仕秦, 也不应汉高祖征辟之奇节的敬仰；其二是对当今世人竞逐荣利, 四皓这样的高士早已无存的感慨；其三是对易代之际汲汲于富贵者“贳患”的担忧；其四是诗人自己安于贫贱夙志的表述。而这四重的涵义在这样一个时间、场合和这样一首诗中表达出来且更言“言尽意不舒”，本身即大有深意在。不过因刘裕当时毕竟未行篡事, 所以诗中虽隐有对刘氏的疑虑, 但感慨比较含蓄温和, 其寓意也是若隐若现的。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 渊明感慨时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