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胸中慷慨豪宕之气的自然流露。所谓“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诗人内心始终存在的“猛志”，使他在迟暮之年对黑暗政治仍保持了不妥协的批判锋芒。

三
　　在业已了解了陶渊明晚年对政治的态度之后, 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这就是渊明既然在晚年如此愤激, 他是否如沈约所说, 是忠于晋室, 耻事二姓呢? 换言之,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诗人那些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诗篇中的政治思想倾向或深层心态呢? 个人以为, 对此问题, 应当从影响渊明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老年情绪心理方面来讨论。一般而言, 陶渊明是一位具有高度超悟哲学修养的诗人, 思想上并不斤斤执著于一家一姓的得失兴亡, 其愤激本身, 与老年心理中易出现的异乎于中年的“认真与激烈”有关。从心理学角度看, 一个人由最初的个性、气质、信仰与理想追求在其情绪心理上烙下的印记, 在经过了中年期可能有的淡忘之后, 往往会在老年时复苏。暮年回顾平生, 价值理想的基本实现, 固可使其心理上感到满足, 获得宁静；然而如果看到昔日追求和当今现实之间的距离依然遥远, 此生无法弥合, 一种理想破灭的痛苦有可能使秉赋刚直者的内心产生强烈的激惹, 导致其情绪愈加趋于愤世和厌弃流俗。陶渊明晚年的心境中, 无疑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影响渊明晚年心态的政治思想因素, 来自不同渊源的两个方面。较显的一面是渊明一向奉行的儒学理想主义原则, 此点使他对统治者的“为恶”难以容忍。从他在刘裕代晋过程中的态度转变, 不难看出此点。如前所述, 刘裕起家之初, 消灭桓玄, 重安晋室, 拯民水火, 彼时渊明对他并无恶感, 甚至还心存希望。义熙以后, 刘觊觎帝位, 步步紧逼, 为之不顾国家大义, 逆顺之理, 不择手段地延揽大权, 把持朝政。到义熙十四年, 刘裕对登位已是迫不及待, 因“昌明之后犹有二帝”的谶言, 遂废安帝立恭帝以足其数, 次年就迫恭帝禅位于己。此种行为, 已无异于以强凌弱, 巧取豪夺。而尽管恭帝去位时有“今日之事, 本所甘心”之语（见《宋书》卷二《武帝纪》中），刘裕仍不放心, 最终鸩杀恭帝, 开启了东晋南朝禅国之君不得善终之恶例。其行径, 无疑与渊明奉持的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格格不入。晋末天下昏乱, 有德者出而主政, 拯济苍生, 本在情理之内, 儒家在政治上, 亦一向有侮乱取亡, 废昏立明之权变。渊明达者, 尚不至于抱狭隘的节义观而只着眼于晋室的王业污隆。然而儒学道德理想原则不仅看重目的, 亦不忽视手段, 目的既通过手段达到, 手段的正义与否亦必然反映或影响目的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干宝《晋纪·总论》论古代天下鼎革, 举文、武建周为例云:“三分天下有其二, 犹以服事殷；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 犹曰‘天命未至’；以三圣之智, 伐独夫之纣, 犹正其名教, 曰‘逆取顺守’；保大定功, 安民和众, 犹著大武之容, 曰‘未尽善也’。”以为如此始能“积基树本, 经纬礼俗, 节理人情, 恤隐民事”。此为三代之垂范, 后世许多取天下者虽崇拜权力, 但在手段上都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每每粉饰天命, 收买民心, 务欲使改朝换代显得更合符天理人情。魏晋以来, 禅代相循, 古道日颓, 窃国者已全然无视道义之掩饰。刘裕之篡晋, 同样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 其残忍凶暴诛杀无辜的做法, 固为仁厚正直之士所不忍见, 其欲达到之目的, 亦不得不为人之所非。且刘氏当权以来, 纵然在一些内外举措上有差强人意之处, 但就整体政治模式而言, 则无非以暴易昏而已。而刘宋开国以后, 其寒人政治的劣点立即暴露无遗, 统治层中猜忌诛杀, 内乱不已。种种现状, 都令志行高洁, 秉性贞刚, 崇尚理想的陶渊明, 对由田舍翁暴发起家. 毫无政治道德感可言的刘裕之流, 于失望之外, 更多了一层愤懑反感鄙夷厌憎的情感。此种心情下写出的诗篇, 自是激楚之音多于恬静之气。
　　从前文之引证中还不难看出, 渊明集中, 多有向往仗剑独行, 纵横四海之侠士生活的诗篇, 如《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 抚剑独行游”、《杂诗》中的“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蹇翮思远翥”诸句, 锋芒未敛, 气度豪雄；易代之际, 更是寄怀于抗暴御侮, 扶危济难的烈士奇侠, 所以清代龚自珍咏陶渊明, 有“吟到恩仇心事涌, 江湖侠骨恐无多”的诗句。而渊明内心的这种刚烈侠义气概, 除源自传统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和成仁取义之价值观之外, 还受到另一种重要的然而亦是潜在的和易被忽视的思想成分的影响, 这就是古代墨家学派的社会正义观和建立在它基础上的任侠精神。
　　简言之, 墨家学派在先秦为显学, 其组织比较严密, 思想主张亦为下层民众所偏爱。所以虽历经秦人坑火和汉代独尊儒术的打击, 一度在学术领域湮没无闻, 但它的很多社会思想, 却在秦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原始道教教义中保存下来并凝结在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陶渊明受墨派思想影响的主要途径, 分析起来, 当与其祖传的宗教信仰有关。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 陶氏家族为溪人之后, 世传天师道信仰（参见《金明馆丛稿初编·〈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其家族中, 不乏持律甚严的道教徒。对这一家族的某些成员而言, 祖传的信仰虽并不明确表现为入道的形式, 但教义中蕴含的哲学理论却会在其思想行为方式上打下极深的印记。象渊明曾祖陶侃和渊明本人, 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关于天师道教义中保存的墨家思想及陶侃与陶渊明在各方面受墨派影响的诸多表现等问题, 当作专文阐述, 此不赘言）
　　墨家重义, 这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 所谓“兼相爱, 交相利”，平等的互利互爱, 即是所谓“义”。墨家崇尚的道德原则, 大多源自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精神追求和行业规则, 反映了他们希望冥冥之中有一强有力者出来保护弱小者利益的思想观念。由于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受到侵犯没有保障的, 所以墨子尤其主张尊天事鬼, 以天、鬼这样的人格神来制约上层统治者的侵夺欲望, 所谓“天子为善, 天能赏之；天子为恶, 天能罚之”（《墨子》卷七《天志中》）。若统治者行不仁不义, 杀不辜, 则天予不祥，“祸祟必至矣”等类说法, 都出自政治上没有权力的下层民众欲借天鬼来儆戒统治者, 使之在施政上有所顾忌, 真正履行主持正义职责的善良愿望。
　　基于此, 墨家特别反对的就是以强权凌侮弱小, 以为这是最大的不义。《墨子》中痛心疾首地一再指出：“当今之时, 天下之害孰为大? 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 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 众之暴寡, 诈之谋愚, 贵之敖贱, 此天下之害也”（卷四《兼爱下》）；并反复阐发“义正者若何? 曰大不攻小也, 强不侮弱也, 众不贼寡也, 诈不欺愚也, 贵不傲贱也, 富不骄贫也, 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 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卷七《天志下》）这样一种道义原则。至于这种道义原则的实现, 墨家并非只诉诸天道。传说“墨子之门多勇士”（《新语》），“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勤生而薄死, 以赴天下之急”（《淮南子·泰族训》）。墨家的信徒, 本着“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墨子》卷四《兼爱下》）的宗旨, 在当时殷勤奔走于各国之间, 非战非攻, 扶弱抗强。所谓“士损己而益所为”（《墨子》卷十《经》上）的任侠之行, 正是建立在墨派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而墨家之徒“赴火蹈刃, 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的精神, 亦成为后世剑客奇侠之渊薮。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称颂的侠士“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 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的品质,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继承了墨家的任侠传统。汉以后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 使游侠之风渐隐, 但任侠的精神却在社会中许多敢与黑暗势力相抗的志士仁人身上得到体现。渊明“性刚才拙”，崇尚理想, 正是朱子所谓“带性负气之人”（见《朱子语类》卷一四零）。这样的个性加上家传信仰所蕴含的墨派思想的深厚熏陶, 使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