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是左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傅衣凌先生充分认识到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他指出儒家思想对经济发展有消极影响，但也不能无视其积极作用。

傅衣凌先生发现：在商品经济较为发展的地方，封建传统意识也更为发达。反过来看，这可能可以说明这些所谓的传统因素往往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而为新经济因素的出现和壮大提供着保障。

总而言之，傅衣凌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停滞不前，而是不断有所发展。许多早熟现象（实际上指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才出现的现象）都是在传统社会政府政策机制下出现的，如四民阶层的流动性腐业的发达，市场的兴盛等都包含了政府政策的积极作用，因而，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直到清代仍未出现崩溃的迹象，但有分化的征兆。我们过去一味指责封建政府的商业限制政策税收政策，其实这也是政府维持社会平衡发展的必要努力。我们过去又多把传统社会内出现的市场繁荣，货币地租雇佣劳动都看成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征兆，但傅先生认识到市场繁荣有时是政府或地方豪富操纵的结果，货币地租往往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使老百姓必须再经受一层市场的刮削，至于雇佣劳动也往往并不具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过去还多极端地称许农民战争，傅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纷争经常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纷争以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纷争。譬如捻军就是地方势力发展壮大力图反抗中央政府的一支力量。总起来看，傅先生能一贯保持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认识到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东西中的进步因素以及被人们称许的东西中的落后因素，体现了较强的辩证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