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具，鉴定了性别的成人157具，其中男性93具，女性64具，也是男性多于女性，且差异较大，比例约为3:2（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母系，又有一些学者用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证明当时是父系，还有一些学者用之于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其实，无论母系、父系还是母系向父系过渡，都无法解释多人二次葬这种男女性别构成的巨大差异，以至于总体上是一种2:1的趋势（元君庙人骨性别鉴定不全，不过可以参考）。那么是不是女性在当时不受重视、不能回归本氏族安葬或者当时有弃杀女婴致使男女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产生呢？肯定不是，因为：其一，半坡、姜寨、元君庙等遗址都有厚葬女孩的现象，如半坡M152、姜寨M7、元君庙M420，这些都是女性厚葬的典型例子，被一些考古家用于论证当时是母系母权社会，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其二，有的考古家认为半坡类型时代女性随葬品平均数量多于男性，证明当时是母系社会，严文明先生对元君庙、史家、姜寨、半坡等等墓葬作了统计分析，发现男女两性大体相等，证明女性随葬品多于男性是片面的观察和认识（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至少说明当时不存在虐待女性、女婴的问题。其三，渭水流域的多人二次葬普遍存在男女老幼合葬的现象，证明当时并不存在不让本氏族或家族的女性成员归葬的习俗，无论父系、母系，都不存在本氏族只葬男性或只葬女性的习俗，况且我们并没有发现女性远远多于男性的多人二次葬墓地。其四，可以将多人二次葬墓地与同时代的非多人二次葬墓地作一个比较：南郑县龙岗寺墓地423座墓出土人骨除婴儿17具外，计415具，已鉴定性别者275具，其中男性126具，女性149具（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男女两性既不见女性比男性少，也不见女性比男性多到反常的程度，而是大体上平衡。这个数据和比例虽然尚没有完全反映龙岗寺的情况，但足可以供参考。其五，更为关键的是，姜寨二期那2087具人骨按年龄段划分其人数和性别构成情况表现为：壮年共1534具，其中男性1009具，女性525具；老年共82具，其中男性57具，女性25具；青年共239具，其中男性104具，女性135具（尚民杰《关于姜寨遗址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在青年段女性尚多于男性，可见并不存在女性地位低下、虐杀女婴以及女性成员不能归葬氏族墓地的情况。
　　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多人二次葬这种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以至于其比例大体趋向于2:1的反常现象，如从战争的角度去看，则一目了然。因为战争、打斗是男人的事业，男性死亡远远多于女性是必然现象。分析一下姜寨二期的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姜寨》附录二提供了老年期、中年期、壮年期、青年期四个生长期的年龄起止标准，朱乃诚先生将中年期、壮年期合并为中年期，各年龄段人数构成和年龄起止标准为：老年（56岁以上）80人；中年（24—55岁）1517人；青年（13—23岁）238人（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这个年龄段的划分及人数构成大体上与上文老年、壮年、青年的划分一致，即姜寨二期人骨中青年的起止年龄为13—23岁是确定的。在姜寨二期2000余具人骨中，为什么老年段和中年（壮年)段男性比女性多一倍，而青年段女性却略多于男性？这个问题从战争的角度去看更是一目了然：朱乃诚先生上文统计中的老年为80人，平均年龄56岁（有关计算和统计可能有一点问题，老年段的年龄起止标准是56岁以上，80人的平均亡龄也是56岁，不可能80人都是活到56岁死亡。不过这个问题对我们的讨论并无大碍），即是说老年、中年一起其起止年龄大致为24—56岁，这种年龄正是男人身强力壮、可以打仗的年龄，所以男性与女性相比成倍地死亡是不奇怪的。而在13—23岁这个年龄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口还只是孩子，在面临战争、战斗的情况下只有回避、逃跑，而女孩无论在体力、胆量上都比不过男孩，所以女孩的死亡大于男孩也是不奇怪的。姜寨二期死亡人口各个年龄段的性别构成几乎完美地为我们描绘出6000多年前那场（或许也是多次，因为古书上说黄帝与炎帝三战才得其志）战争和社会动荡的惊人场面，古人用“血流漂杵”形容不为无因。
　　笔者将从四十个方面论证“炎黄大战”渭水流域说。要彻底验证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到底是不是战争原因所致，我认为也有一个比较简洁的办法，那就是对那些葬人特多的墓葬尸骨（如元君庙有一坑葬25人，史家墓地有一坑葬51人，姜寨二期M205葬82人、M358葬84人）的年代进行检测。如果几十具尸骨距今的年代呈线性分布，其跨度达到几十年、上百年乃至两、三百年，那么它与战争无关；如果几十具尸骨距今的年代大体一致，说明是同时死亡，为战争所致。所以这里顺便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或其他有能力的单位、部门试验一下，这件事显然是有意义的。